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

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给《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材料。书中有一些用小字印出的夹注。在该书《前言》中,章培恒先生从小字注考证出成书的年代,马美信同志则把小字注当作评价作者思想倾向的根据。后来,章先生和周楞伽先生发生争论,两位学者都把这些小字注当作作者自己所作的文字(参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马美信同志在《【三国演义】的原本》一文中也再次以小字注为据分析“原本”(按,指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但是,这些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

孟郊山水诗的特色

前人评论孟郊,多喜称道其言愁言穷的诗篇,于其山水诗作则很少提及。这一半因为历史上扬韩抑孟偏见的影响,一半因为他的诗太工于抒写愁苦之音,妨碍了人们对其山水诗的认识。事实上,孟郊的山水诗很富个性、颇具特色。说它是中唐山水文学园地中的一枝奇葩,也不为过分。

关羽形象悲剧美初探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颇具影响的艺术形象,长期以来,围绕这个形象的思想意义,曾经有过充分的讨论,但这个形象本身的美学意义,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图对关羽形象的悲剧美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期说明关羽形象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们把杂剧、评话中的关羽形象和小说中的关羽形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虽然杂剧中的个别关于关羽的剧作曾经点染过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但总的来说,杂剧和评话中的关羽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而小说中的关羽则是一位悲剧式的英雄。

金批中的小说艺术辩证法——读《第五才子书》札记

将欲避之 必先犯之 ——情节结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金圣叹说: 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而其间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 金圣叹把小说作品比作一棵大树,把作品的结构、情节、细节比作树上的干、节、叶、枝,它们具有相同的一面,又各有不同的特点。文学作品正是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基于这种认识,金圣叹提出了“犯”和“避”的理论:

《九歌》源流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丸歌》之曲。”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的楚国只有“南郢之邑”的沅湘才有《九歌》那样的巫风和祭歌。这并不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民俗民风和《九歌》本身内容所暗示给我们的事实,兹作如下辩析。 (一)《九歌》

王夫之的历史观初探

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天崩地解”的大动荡的时代。那时,中国封建社会已日趋没落,而它的内部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夫之二十六岁那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朱明王朝,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然而,在同年五月,明朝汉奸将领吴三桂与满清贵族相勾结,勾引清军入关,残酷地镇压起义军,攻陷了北京,这样反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随之转化为反民族压迫的反清斗争。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王夫之也积极地投身这一斗争之中。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王夫之在湖南衡阳组织义军抗清,兵败后,他又投奔南明小朝廷,以图“反清复明”。南明小朝廷的腐败政局使他大失所望,于是,愤而脱离桂王,辗转流离于湖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最后隐居在他的家乡石船山下,从事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