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稿只能用—个计量标准

湖北某报5月13日发表题为《竹溪县能否成为全国有机茶大县》的长篇报道，分析茶叶生产情况，因为计量标准不一致，使读者看了不知所云。报道中说，竹溪县1998年茶叶面积3-8万亩。年产量仅20万公斤，10年来茶叶面积发展到17万亩，年产干茶3万担，茶叶综合收入2亿元。全省产茶第一县英山茶叶面积17．8万亩，去年茶叶产量1863．1万公斤，产值占全县农业产值的30％，农民人均纯收入38％来自茶叶。

注意“嘉宾”语言的导向和文明

2007年9月8日，湖北某地方电视台播出一个专题节目，请几位嘉宾谈大学生未婚同居现象。女嘉宾发表看法说，以婚姻为目的同居是可以的。就如买一部新车，你不上去坐着试试，怎么知道是否适合你呢？9月9日下午，某中央级电视台主持人请一位铁路工人做节目，当她问那位工人怎么有两个孩子时，工人得意地回答：我打得准，一枪中两个。

好人好事报道为何隐去姓名

湖北某报12月8日发表了一篇“按图寻失主”的新闻，大意是，市民刘先生丢失了钱包，内有1300元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一位卖粥师傅拾到后，根据钱包里的照片，“天天瞪着眼睛在人堆里”，终于认出钱包主人，原物奉还。故事写得生动感人，可是从头看到尾看不到卖粥师傅的名字，连姓也没有，令人不解。如果是报道坏人坏事的批评性稿件为了给当事人留面子，不把人一棍子打死；

“某”和“原”放在哪儿好?

“小程今年30岁,是某中央国家机关主任科员……”(《人民日报》假日生活周刊,2000年10月13日头条)。现在报刊中“某”的这种用法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这样用是不准确的。从语意看,“某中央国家机关”一句中的“中央国家”是修饰“机关”的。“某”

采访者要讲信用

采访者对采访对象的资料有借无还的情况我听到过多次这种事一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有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二是给后来采访者带来困难,不仅丢失的材抖无从查找,剩下的材料采访对象也不愿再拿出来。另外还有一大害处是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武汉市有个叫江诗信的6旬老人,10年来辗转5万里,奔波于鄂豫陕3省的大山深处,用相机拍下贫困孩子渴望求学的镜头,在武汉举办影展,向社会“化缘”筹款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