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三个标准”

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展以来,在检验或判断标准问题上,我们先后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三个标准本身无疑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它们在我国现阶段的提出或重新提出,又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针对性,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纵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才能深刻领会这三个标准依次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只有正确认识这三个标准之间的关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对中国5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探讨

文章对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遗留问题而提出的中国式“新经济政策”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续，是痛感过渡太急太快的一种补救措施，是受苏联“新经济政策”启迪的结果。但这种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尚未实施就放弃了。党的好思想、好政策一再受到“左”的冲击，呈现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的曲折发展。

对资本等经济范畴适用范围的逻辑思考

文章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将资本等经济范畴区分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特有关系和反映商品经济特有关系这两类不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并认定社会经济的共同范畴与商品经济的共同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提出了资本等经济范畴可以成为几种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但不可能成为几种社会经济的共有范畴的基本观点，同时对如何正确使用具有不同内涵的资本等经济范畴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看法。

论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并且这一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转换,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和阐释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及动因,得出结论:产业结构演进不仅具有有序性,而且具有均衡性和主导性;其主要动因是技术创新。同时,作者还就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转换的政策取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本文是继《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分析》(载《湖北电大学刊》1995年第5·6期)之后的又一专论。我刊将陆续发表本专题的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分析

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仅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将发生相应的显著变化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也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或换句话说,产业结构的演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后果,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要取得和保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持续性,重要的就不仅仅是增加投资、增加就业以及扩大经济规模,而且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从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及合乎规律的演进转换中求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

论产业结构演进的均衡性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不仅具有有序性,而且具有均衡性,即各产业部门之间生产技术水平的相互适应与协调。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生产资源及生产能力或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分配与分布变化的有序性,隐含着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各种经济联系。产业结构有序演进的均衡性便体现在产业部门间的这些联系之中。我们在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之后,必然要对其均衡性进行研究。因为,片面认识和追求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而忽视其均衡性,必定无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体规律,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转换的实际效果及经济发展实际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