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实践逻辑及时代任务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经历了自主性建设时期、全能管控时期、改革建设时期、均衡发展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时期的功能定位,适时调整治理目标、治理模式,从引领型治理、管控型治理、协同型治理向统合型治理转变,持续推动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构建起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适用性模式及体系。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总结运用好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以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为导向,以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强化党对乡村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以农村党建统合乡村治理,构建起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从乡村全面振兴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之路——贺雪峰教授访谈

○桂华(以下简称“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构成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理论界和政策界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您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可否结合您的最新著作《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若干问题解读》(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乡村的视角》)分享一下您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观点?

何以走向协商治理?——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的转型逻辑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具有村庄公共性的协商治理何以可能?这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浙江农村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内生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效率优先,能够在集体土地非农化开发的浪潮中抢抓机遇,但却难以回应普通村民的参与诉求,因而也难以平息利益矛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关于治理创新的横向竞争在村庄中形成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乡土社会多元的产权规则有了一个可以争辩和讨论的空间。此时,巨大的资源流量与密集的利益矛盾反而有可能激活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并在村庄共同体归属感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妥协、观念变革与治理动员。

系统厘清乡村振兴的五大核心关系——评陈文胜教授新著《中国乡村何以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到底振兴什么、怎么振兴、谁来振兴,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陈文胜教授所著《中国乡村何以兴》应时而生,该书立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远景,系统厘清了乡村振兴的五大关系,包括政治与政策、战略与策略、城市与乡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政府与市场,这五大核心关系直接关涉我国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论新时代县乡村治理的责任共同体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在当前县乡村治理的场域内,国家、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发生了关键互动。国家对县乡村治理从单纯的结果控制转向结果、过程的双重控制。县乡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关系日益缩水,责任关系日渐突显;乡镇丧失了对村干部进行动员的利益机制,也要通过责任来动员村干部;村民不够信任村干部,倒逼乡村干部不断加强责任意识。在治理任务政治化、治理行为规范化、治理监督常规化和治理参与私利化等机制的作用下,县乡村结构成乡村治理的责任共同体。县乡村治理的责任共同体表现出很强的国家性,但要相应增强乡村治理的乡土性。

乡村“微自治”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基于陕西关中村民小组治理的实践

基于陕西关中村民小组治理的实践,对乡村"微自治"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进行了考察。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逐渐疏离及农民的离散化状态造成新一轮治理困境的背景下,乡村"微自治"试图通过乡村社会内生性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强化行政村层级以下治理单元的自治功能,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兴办村庄公共事务。土地所有权关系、以民间信仰为媒介的文化认同及熟人社会是乡村"微自治"有效运行的基础。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对中坚农民实行组织吸纳,综合援引政策法规、人情面子机制和分类治理机制,推动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乡村"微自治"再造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性,体现为动员农民参与村庄治理,重塑公共秩序;有效约束钉子户,提升村庄公共利益;整合村级组织,增强治理合力。

实现乡村振兴重在实现治理有效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需要对将来社会的性质和样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设计比较合适的治理体系,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所以,将来社会的走向,现代化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和形态,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太大,它的区域差别很大,每一个地区的社会楚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和形态，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语：乡村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基于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多重逻辑和多重机制交织的现状,我们需要多视角、多维度地认识和理解基层治理的样态及其生成机制,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当前,扶贫攻坚是集中展现基层治理样态及其逻辑的天然场域,扶贫工作的成效及其改革都以基层治理的优化与完善为依托。本期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地方政府贫困治理的创新实践和探索,基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为扶贫工作的推进带来诸多的启发和思考,甚至需求扶贫机制创新的突破。

政治空间萎缩、“行政—服务”替代与村庄治理再造——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有效的前提在于选择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基础在于厘清基层治理空间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形态。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通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当前基层组织治理实践中,政治类工作减少,行政类工作和服务类事项增多,"行政—服务"替代机制发达,自治组织行政化和政治组织服务化趋势明显,基层组织去政治化突出,由此完成了基层治理空间再造。基层治理究竟向何处去?面对治理任务密集进村所产生的组织需求,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其刚性约束,正规治理不是中西部农村治理模式的未来。简约高效的组织形态依旧是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研究的治理议题。

打工经济视角下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基于鄂西D村村民日常生活的考察

当前,打工经济已成中国农村最大常量并深刻影响村民家庭生活。基于村民日常生活的考察发现:打工经济兴起后,村民衣食住行用等日常性生活需求由高度自给转变为自给和市场供给相结合;农业生产帮工等季节性生产需求由社会互助供给转变为市场供给和有限的社会供给;建房、结婚等周期性家庭需求由社会互助供给和有限的市场供给转变为发达的市场供给和有限的社会供给相结合;白事、重大矛盾纠纷、天灾人祸等重大突发性意外需求由社会供给和有限的政府供给转变为发达的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在此过程中,村社互助体系式微、市场进村和国家进场。打工经济兴起后,劳动力价值显化,社会互助体系瓦解,形成了以劳动力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分化秩序,同时,熟人社会由密变疏、由熟转生,消费主义进村,经济价值导向明显,富人治村出现。半耕半工过渡期农村社会如何治理,新时期、新形势呼唤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同时也要注重挖掘村庄既有治理资源,节约治理成本,实现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内卷化与创新科层化——职能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标的物,并被科层体制所吸纳。基于苏中JY区的调研发现,将创新目标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推进创新实践,强制扩散推广创新经验,即创新科层化,成为当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机制,并引发了创新泛化、形式化和悬浮等问题。以竞争强度—竞争空间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和标的物的特点,可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竞争强度与竞争空间不适配,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竞争内卷化,是创新科层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重新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的限度,重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政府间协作和群众动员,有助于问题解决。

基层何以失序:灰色空间中的分配不正义难题——基于北京市问题村H村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北京市问题村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灰色空间”是理解问题村庄治理实践的重要起点。引入“灰色空间”这一概念,通过梳理当地灰色空间结构与类型,进而揭示其生成与维系机制、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灰色空间”是介于正规空间与黑色空间中的模糊地带,本质上是对“灰色利益分配权”的竞争,进而形塑出去公共性的、寡头主导的灰色秩序,用工分配权、土地开发权、工程发包权、议程设置权等是其常见灰色权力类型,利益密集是经济基础,规制不足是制度空间,干部自利是其心理动力机制,以公共规则替代私人化规则是其重要优化路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在于村级组织正规化或村干部职业化,而是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一整套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效的现代规则体系。

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路径探析——基于武汉新洲X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

深植于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刻的本质和最鲜明的特色,而人民性有效实现的关键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力强弱。既有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和个体主义解释路径难以对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实践做出有效解释,本文秉持组织路径,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武汉新洲X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揭示了当前广大普通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村庄基础、关键环节与实践路径,进而提出了以村社统合为核心特征的资源下乡组织化路径。研究表明:党建经费的设立,高度契合了当前农村治理资源稀缺的维持型村庄治理现状。公共资源在村庄内部的竞争性分配,极大激发了村民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热情,重塑了党员和群众主体意识,再造村庄政治空间,进而实现了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有效回应与村庄公共价值再生产。

国家治理转型与基层减负悖论——基于近年来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

秉持“国家治理转型”视角,基于“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的二重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各地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基层负担,并非基于工作内容增加而产生的实质性工作内容,而是源于工作形式完备要求所造成的文牍负担等部分不合理性工作内容。国家治理转型的当前阶段,目标设定权上移,多中心工作并行,常规工作正规化,形塑了基层治理事务结构转型;监督权下行的结构性失范,导致了大量不合理性基层工作内容。匹配实质性工作内容密集下沉而出现的这类不合理性工作内容,具有结构性和依附性特征,决定了短时间内基层减负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国家治理转型的有效推进,尚需探索出一条治理目标、治理资源和群众获得感高度统一的正确道路。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探析——基于“团结结构—资源禀赋”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全国四个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进行典型个案解剖与类型比较,以“团结结构—资源禀赋”为分析维度,对新乡贤振兴乡村模式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的结构状态塑造了新乡贤的四种行动类型,即公益行动、道义行动、形式行动、经营行动。只有在强团结/弱资源和强团结/强资源结构下,新乡贤的行动才表现出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一面,不会出现排斥弱势农民群体的现象。研究进一步辨析了新乡贤的内涵,拓展了新乡贤振兴乡村的作用机制分析,亦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村级民主治理的发生基础与实质内涵

通过分析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和村民自治实践来认识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特有的民主治理现象。研究发现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村级民主的发生有其特有的政治社会基础和民主内涵。在人财物大量流失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村级民主的发生是政府行政支持的结果。同时,村级民主的发生也与中西部地区村庄社会基础的演变有关,在富人城镇化、中等收入群体占主导的结构背景下,能够代表村民利益,回应村民诉求的村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的领导阶层。这部分群体通过群众动员和民主自治的方式来开展村级治理,实现了村级治理的民主内涵。

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防范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危机

重建具有活力的基层组织,搭建国家资源与农民诉求有效对接的平台,是当前基层治理中的重大任务,也是一个难题。要从加强国家对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着手,一方面将基层干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这个"笼子"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由空间,让权力行使有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

“人情式微”: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化视角的过程-机制分析

“人情式微”,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典型现象和重要特征。既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充分呈现当前农村社会关系变迁实践中丰富复杂的微观机制。引入“劳动力市场化”视角,研究发现:“人情式微”的本质问题是村庄社会关系理性化。其演变的核心机制在于:外部经济社会开放,农村人口开始流动,劳动力由过剩转向去“过密化”;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劳动力价格出现,劳动力机会成本凸显,传统社会互助体系难以维系并逐步走向瓦解,现代社会市场交换体系确立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功能性互助关系萎缩,现代社会情感性价值关系彰显。同时,鉴于农村社会的托底功能以及人情等社会文化观念变迁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渐行渐远、淡而不断并逐步走向“人情式微”这一局面必将长期存在。

基层党建实体化与乡村善治的形成

我国农村基层党建正在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通过基层党建由虚入实的转换,逐步形成基层党建实体化的局面。我国基层党建实体化的路径,是通过党建工作外部化和党建内容本地化得以实现的。基层党建实体化对于乡村善治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核心机制在于激活村庄政治金字塔结构中的不同主体,即通过促进干部党员能力提升、形塑普通党员政治认同、提高普通群众动员能力,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沟通。基层党建实体化有助于实现国家政策的切身性传播、乡村秩序的协调型治理和乡村建设的多主体参与,由此构筑乡村社会善治良序的格局。

主持人语:基层精准治理不可能定律

无疑,精准治理是理想状态,是宝贵目标。不过,基层精准治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会要求基层精准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中国已由之前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转变为国家将大量财政资源输入农村,基层治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利用国家资源来为基层群众服务。国家财政资源一分钱也不应当浪费。基层治理不精准,大水漫灌,跑冒滴漏,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也是因此,国家必须对自上而下转移的资源使用进行严格监督,基层治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和规定程序使用资源,必须将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必须用国家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最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