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粉丝经济”的资本逻辑及其良性循环

随着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与网络媒介的泛化,"粉丝经济"应运而生。"粉丝"作为"粉丝经济"的主体,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这一群体在新的消费文化形态下体现出现实的、潜在的经济影响以及创造文化符号的独特价值。在"粉丝"、偶像、投资者三方关系中,"粉丝"与偶像具有审美与利益的关联,"粉丝"与投资者体现为情感与利益的博弈,偶像与投资者既是利益联合体,又受到投资者过度的资本榨取。为了维持"粉丝经济"的良性循环,有必要处理好人文关怀与"粉丝经济"的关系。人文关怀之于"粉丝经济",是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粉丝经济"不能只注重市场效益而不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与人文关怀的价值准则。

文化研究的西方资源与中国实践

李松：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西方的批评范式,对当今中西人文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哪些文化研究理论给予了您影响和启示？刘康：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去美国留学,赶上了西方的文化理论热,我们现在把这些理论称为后学,例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理论都有比较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文化研究也有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激进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是工人运动.

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

20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的鲁迅研究在西方英语世界成就最高、实力最强。从总体特色而言,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在学术思路、方法与技巧方面体现为六个维度;从学术个案而言,代表性的本土汉学家米尔斯、韩南、詹姆逊、安敏成、琼斯等人,从社会政治思想、艺术技巧、进化论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开创性的解读。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美国鲁迅研究是美国政治生态与人文学术流变的缩影。从宏观形态来说,美国汉学家绘制出了美国鲁迅研究多彩多姿的版图。美国本土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成果形成了与世界范围内鲁迅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响,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国际化、全球化、全人类视野中的鲁迅形象。

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研究生涯中,黄海章文学批评所形成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强调文学本体研究、重视精神体悟、秉持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区分学术性与功利性的边界、坚持学术个性与言说风格的统一、崇尚独立思考、保持人格独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薪火相传而鞠躬尽瘁。黄海章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激进的政治理念与独立的学术思想二者纠缠所造成的困境。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文学批评思想,需要运用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方法,而不是先入为主或者断章取义,惟有如此才能理解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方法以及风骨。

抗日神剧与国家伦理的重建

当前国内的抗日影视剧出现了游戏化、夸饰化、情色化的乱象。文化霸权对政治正确的制约,是导致文化生产者投合政治需要、获取市场利益,从而形成抗日神剧的主要根源。伦理学知识与思想是透视这一问题的主要资源。杜绝抗日荒诞剧的出现,中国缺少的不是经济实力、创作人才,而是某些基本伦理。从国家伦理的总体性控制来考察时代精神的贫瘠,就应该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重建国家伦理,进而促进当下中国的文化大发展。

作为照亮与重建的耻辱意识——兼论丸尾常喜的《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

日本汉学家丸尾常喜的《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以耻文化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耻辱意识。由于日本、西方与中国对于耻文化有不同的理解,因而界定"耻辱"概念,是分析鲁迅的文本与思想中的耻辱观念的必要路径。丸尾常喜对鲁迅耻辱意识的探究,既有宏观历史研究也有微观生活史研究;既有文本事实又有生平经历,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从丸尾常喜的论述视角和对鲁迅作品的具体探究两个角度,可以揭示鲁迅耻辱意识觉醒的根源以及表征。从人性角度出发,可以揭示鲁迅耻辱意识的恢复,他试图实现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平衡。

“罪与走”的文化原型与日本阐释——比较视野中的“藤井鲁迅”研究

20世纪80年代藤井省三提出“罪与走”的概念,用以解释鲁迅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变化。这一观点继承了早期日本鲁迅研究中“罪”的主题这一学术传统。藤井省三通过考察“流浪的犹太人”这一宗教叙事提出了“罪与走”的文化原型,并基于鲁迅作品与《圣经》主题的比较,分析了“罪与走”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其中“罪”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觉醒’为‘罪’”之“罪”,其二是指观者之“罪”,其三是指鲁迅自己的“罪”。而“走”是基于“罪”的必然选择,也有对应的三重含义:其一是指“知罪”之“走”,其二是指“复仇”之“走”,其三是指“赎罪”之“走”。藤井省三“罪与走”的提法,一方面发展了日本鲁迅研究中“罪”的主题,提出了“流浪的犹太人”的分析模式。但另一方面,他的比较阐释的方式,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状以及对“罪”的认识的合理性,其限度还值得斟酌。

上海与中国现代戏剧的三度西潮

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这个概念最早是台湾戏剧家马森先生提出来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现在已基本上被学界所接受。戏剧史家董健先生对“两度西潮”不仅有精彩的概括，而且对其同与异有精辟的分析：

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诗学困境与“十七年”文学批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为了适应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在文学批评的思想原则与学术方法上作了有意识的调整。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后,其诗学标准经受了"大跃进"时期青年学者的激烈批判与资深学者的温和肯定。"文革"结束后钱锺书回顾了编纂该书的学术得失与历史心态,反映了顺应潮流与坚守自我的艰难。《宋诗选注》的批评论争如同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呈现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政治与编选者文学信念之间的矛盾与纠结。

简析铁凝《笨花》的叙事主题

作为一种外来的精神文明,基督教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同时,基督教与社会改造以及信仰重建的关系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再现的思想资源。铁凝的《笨花》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蕴,透视了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涉及信仰、救赎等基本命题。作品探讨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信徒信仰的迷途;牧师逃离抑或坚守的选择;灵魂救赎还是社会改造;救赎的方法是自救抑或他救。

主体的行动哲学——论木山英雄的《野草》研究

前言鲁迅曾称,《野草》里有他全部的哲学。鲁迅心中有着形而上的理想,可他注定做不了一个形而上学家。时代的急难意味着他不可能做一个书斋式的学者,而必须投身至历史动荡的洪流之中。《野草》是哲学的,但又超出了哲学,成为鲁迅的一种哲学行动。木山英雄谈及自己阅读《野草》的原因时说:'我本身当时陷入严重的政治怀疑,为了向鲁迅寻求支撑,才去关注在《野草》中鲁迅自称为‘哲学的’‘自我解剖’的要素。'①因此,他的《野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