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三大基石论

阿拉伯文学曾对中国的诗歌与诗学发生过重大影响。印度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发生过重大影响。日本文学从中国获益良多,并发展出显著的民族特征,进而对世界文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和日本文学是中国学者研究东方文学的三大基石,而就中国当下的国情而言日本文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从比较的角度看《商颂·烈祖》中的祭祀

《商颂·烈祖》是《诗经》中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其主题是祭祀。这种祭祀指向历代有功烈的祖先,他们后来为道教的神系所吸收。祭祀的场所为宗庙。在建筑格式和整体布局上宗庙体现了宗教功能。宗庙的特点部分地为后来的明堂所继承,而明堂具有教堂的作用。献祭的物品为清酒和铏羹。清酒表达了献祭者的洁净观,同时也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铏羹的制作工艺复杂,反映了献祭者的虔敬心态。汤孙作为献祭者,其身份为祭司。通过绝地通天贵族阶级逐步消灭了巫史等僧侣阶层。这一历史变动,反映了中国宗教追求实效的特殊进路。

比较视域中的李华《吊古战场文》文本考察

李华《吊古战场文》是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文献。清理历代学者对《吊古战场文》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见出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并进而检讨其成因。从文类上看,《吊古战场文》发生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初始阶段,它属于由骈入散的代表作。考察其中的用韵情形有助于说明散文因素在唐代文学中的生成机制。千余年来,《吊古战场文》广为传诵,流传的广泛性来源于其五大美学特征:文章气势以雄长见胜,文本构成有章法可循,以韵贯串便于背诵,作者门生众多浩成声势,核心比喻引发出成语式的句构。

威仪观念与《诗经》叙事模式的世界观照

威仪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伴随着人的尊严而产生。高尚感是人们永恒追求,它在先秦文学典籍中有充分的表现,其主要文本载体是《诗经》。在风雅颂三者中均有表现高尚感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最集中的表现还在《颂》诗中。《颂》诗的主要风格是高尚,它通过威仪观念表现出来。《小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整齐的章法。《大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错综的章法。《颂》诗最主要的章法特点是不分章,而做诗人的主观际性是《颂》章法的决定性因素。

从《佳人》诗看杜甫对屈赋女神形象的拓展

杜甫《佳人》诗刻画了一位女性的形象。她在形象、命运、性格和品德上均与屈赋中的湘夫人有契合处。这告诉我们,佳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神学品格。然而,在佳人和湘夫人间也存在歧异处。佳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妇女的神圣品格。湘夫人具有明确的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道教的庞大神系。佳人生活在人间,湘夫人生活在神域。在杜诗中《佳人》诗具有其对偶极《幽人》诗。在屈赋中《湘夫人》篇具有其对偶极《湘君》篇。在同一诗人的众多作品中存在着呈现对偶状态分布的作品,这说明其创作经过了诗人的刻意经营。只有在诗人神思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呈对偶状态分布的作品来。《湘夫人》的创作路径是由人到神,这决定于轴心时期人们的普遍追求。《佳人》的创作路径是由神到人,这反映了杜甫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人生旅途十阶段论

在全部杜诗中,游历诗篇占有较大的比重。杜甫的游历诗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这与诗人的人生旅途相吻合。杜甫的游历,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主动的,有的被迫与主动兼而有之。杜甫一生常处于游历之中。游历中人写游历诗是很自然的事情。诗人的存在样态在游历中发生变化,诗歌因诗人自身的变化而表现出风格上的不同,以游历来划分杜甫的人生诸阶段合乎实际。杜甫的一生大体由十个游历阶段组成,其中,前三个阶段没有留下诗作,后七个阶段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其间的基本规律如下:越靠近人生旅途的终点,则诗人的作品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作为旅游者,杜甫迟早都得停止他的游历;作为诗人,杜甫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诗学宝藏。

从端午节看杜诗在韩国、越南和日本的传播

在杜诗中有直接言及端午节的诗篇,它们反映了杜甫居官必忠心尽职的儒家正统思想。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不一。尽管如此,人们大都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民众悼念投江自沉的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因而此节所反映的主要为楚地的民俗。韩民族重视杜诗和端午节,其根本原因在于韩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孝道。孝和忠是两种密不可分的人伦品质,移孝可作忠,忠者必尽孝。越南民族重视杜诗和端午节,其根本原因在于越南的风土与楚地类似。在杜诗中有许多言及楚地的诗篇,它们反映了杜甫对楚地的深刻认识和对屈原的人格体认。大和民族重视杜诗和端午节,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屈原赋传入日本甚早,而且杜甫与屈原具有人格上的一致性,俱为文学成就杰出的忠臣。

乌莎斯之神格与道意之潜藏

乌莎斯是印度神话中著名的女神形象之一。《梨俱吠陀》第4卷第51曲的诗歌11颂,集中咏唱了乌莎斯女神。对这一组诗歌进行义疏既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亦可带来创获。这些诗篇分别构成了乌莎斯美德的11个侧面。其中,有的属于伦理的美德,有的属于神学的美德。乌莎斯女神之所以具有这些美德,其根据在于她拥有神格。在乌莎斯的神格中潜藏着许多道教的意蕴。它们可以通过《梨俱吠陀》的其他诗篇和道教的基本典籍而得到说明和论证。由于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为中国文化的根柢,因而探索潜藏于乌莎斯神格中的道意,有助于了解印度神话的多重来源。印度神话是本土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在神话领域中经过混合而生成的别具风貌的新质。

古代以色列政治经济视域中的寡妇和孤儿

对圣经批评理论的使用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揭示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挑战圣经的文本。那些关于古代以色列政治经济视域中的寡妇和孤儿之文本,正好面临着这柄双刃剑。如何用好它,批评理论的选择至关重要。圣经传统中的寡妇和孤儿是一个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关于这一群体,载于申命法典中的律法提供了三种见解。古代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相关律法文本的语境,它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来分析。农业生产方式在古代以色列占主导地位,而其社会关系则是保护人一受护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丈夫一妻子的关系,于是性别之意识形态便凸显出来了,主仆关系也凸显出来了。家庭中男性家长的死亡造成了寡妇和孤儿问题。在政治经济视域中考察寡妇和孤儿带来一个神学问题: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寡妇和孤儿究竟是由谁供养的?答案很明确,他们为亚卫所供养。这是因为,人类生产劳动是建立在亚卫生产劳动之上的,唯有亚卫才具有生产产品的权柄。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古代以色列的政治经济语境,乃是正确使用那些关于寡妇和孤儿的律法文本的前提。

论奥古斯丁(不完整的)圣经美学

奥古斯丁以希伯来思想为根据建立其美学。他把美作为爱的对象,故美与灵魂的进步有关。他论美时频繁引用圣经,并认为对自然的观照是一种预表解经法。他认为美是受造的,神的创世本身就是美。神的美引导人类欣赏世俗的美,因此神的救赎就是美学。他认为各种超理性的观念可以转换,真善美都是上帝的属性。他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美与艺术家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发明和发现不容混淆。理性不创造真,它只是发现真。奥古斯丁的主要美学范畴是真、善、美,以及神的存在,此四元结构之含义是默示的。康德的主要美学范畴是共通感、美、崇高,以及绝对的善,此四元结构之含义是明示的。奥古斯丁的著作贯穿着圣经的辩证法。据此,奥古斯丁认为,每一种美都反射出上帝之美,人类可以抵达世俗美的创造源泉。

用作书写策略的身体

导言米克·巴尔(1946-)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授。虽然她从一开始就不曾将自己定位为圣经学者,然而还在20世纪80年代时,她就已经在圣经"行会"中工作好些年了。在那个时期里,她在撰写一部三卷本的著作,它是由《致命的爱》(Lethal Love,1987)、《谋杀和差异》(Murder and Difference,1988)。

古代希伯来文献与儒家文献的正典化

近代人文学术把正典化当作一个共同的人类学现象来加以关注。对宗教的各种正典进行比较研究,则给予各种各样的正典化过程及其相关功能以洞察。显然,那些曾普遍施用于圣经学研究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关于这一点,只要反思一下由伊斯兰圣籍和欧洲大众印刷技术所带来的有关正典化的那些观念,就可以明白了。菲利普·戴维斯在其《抄经生与各学派》一书中,曾经在一个技术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框架内,对古代希伯来文献的正典化进行了考察;而且,他还把抄写阶级视同于一种原初的聚焦点,以此来审视圣经正典化之研究。本文旨在论述古代希伯来文献与儒家文献在正典化方面的相似性。此二者均发生于具有可比性的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之下。受儒家文献正典化的启迪,本文试图评估《抄经生与各学派》一书所给出的某些模式;本文尤其关注戴维斯所提出来的那些'包罗万象'的观点,因为它们关涉到正典化之过程。儒学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暗示:希伯来文献的正典化乃是一场更具影响力的双向运动。

试问诸君何所见?——《雅歌》中的书拉密女与唐代女诗人赵鸾鸾

圣经所载相传为所罗门王(公元前961—前932或前965—前931)所作之《雅歌》,与中国唐代女诗人赵鸾鸾(公元8007)所作的五首诗,都有着丰富的女性形体描写。《雅歌》与中国唐诗属于两种迥然不同的诗歌类型,将此不同的诗歌进行类型学之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文学大观园中希伯来诗歌与中国诗歌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故而意义深远。在《全唐诗》卷802"平康名妓赵鸾鸾"的五首诗中,女性形体描写局限于人体五部:云鬟、柳眉、檀口、纤指及酥胸。一方面,诗人为读者成功地揭示了她的身体。但是,诗人却没有能力超越那横亘于个人与公众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赵鸾鸾所创作的这类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实在很少。与此相反,《雅歌》用于描述书拉密女的那一部分,却是体制宏大,尽情舒卷。这就是书拉密女,她既象征肥美的土地,又宛如一位神女。书拉密女还被她的新郎极力称赞:"我亲爱你,你多么艳丽!你多么完美!"(歌4:7)显而易见,《雅歌》的主题应该是具有神圣婚姻指向的爱情。书拉密女的形象,则是如此爱情与大美在诗歌维度上的具体展开。

汉语《旧约》译本中的父子关系:“忠实译本”与“文化适应译本”

反映在圣经中的伦理符码,与儒家关于孝的伦理符码,两者并不矛盾。这是圣经可译为中文的认识论基础。圣经翻译的终极意义在于向读者有效地传达基督宗教的真理,因而受众的社会和价值体系是必须考虑的两大问题。漫长的圣经中文翻译史中形成了两个富有特色的传统,一是"忠实译本"传统,一是"文化适应译本"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胜长,亦各自拥有读者群。后来还有翻译家摄取二者之长,则又产生了介于此二者中间的译本,它大体遵循"文化适应译本"的翻译策略。在诸多中译本中实际上一共有三个传统,它们以七种译本为代表,即马礼逊译本、委办译本、施约瑟译本、和合本、思高本、吕振中译本,以及圣经新译本。无论在圣经文学中,还是在中国的价值系统中,亲子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它集中地体现于一个"孝"字,而此概念与基督宗教的虔敬观念和十诫学说均密切相关。孝,展开于子女与父母之间,而父亲和母亲在汉语语境中与希伯来语境中的顺序不同,当量有别。孝,造极于父子关系。孝,其反面为不孝。儿子对父亲一方诸事带来羞辱,是为不孝。不孝的极致是儿子对父妾之乱伦。检讨七个中译本中涉及"孝"和"乱伦"的经文之表现,乃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研究工作。它不仅涉及人类精神史展开之诸维度,还涉及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演变、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风格的形成等领域。

启示并宣言出来的幽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与《启示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著作论及基督教,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启示录》在圣经中占有醒目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特别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启示录》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种文献,分别是马克思的《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即《神圣家族》第九章,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恩格斯的论文《启示录》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启示录》是唯一经常出现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圣经经卷。《启示录》有一些特点,它们非常适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其关于历史发展的整个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研究《启示录》为社会主义运动指明方向。乌托邦具有冲击力。基督教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具有圣经格调。早期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文献之间存在着差异。《启示录》宣示出来的幽灵频繁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至今具有重大的研究潜质,能够为人们清晰认识当代社会变动的总趋势提供深刻启迪。

对待/或论述/女人:《士师记》中的女儿们

圣经和批评理论的关系是一种"和"的关系,亦即对话关系。《士师记》中再现了三个匿名的女性牺牲者。在圣经中人的主体性往往以人物化的形式呈现。就叙事学研究的需要而言,她们可以分别称作巴斯、贝斯和卡拉。研究她们的主体性,以及巴斯和贝斯的处女身份,可以看出古代中东地区的社会演变踪迹,父亲与丈夫的身份交织,妓女与处女的身份混同,婚姻与性交的多样态呈现,远古社会中的妻子、妾和成年女儿具有在性交上的可使用性,从而成为男人们争夺的对象。男人们为争夺对于女人的排他性占有权而相互搏斗,女人们在捍卫主体性的斗争过程中做出了牺牲,这些都在有关女儿的宗教仪式中得到回忆。比较圣经的希伯来文本和诸多现代语言译本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希伯来词语犹如滚动的岩石,具有多重含义,不过在其他文献和出土文物的佐证之下其含义大都能够得到确认。从希伯来关键词入手,能够解开圣经研究中的许多谜团。圣经的学术研究有着跨学科合作的丰厚传统,跨学科的探索会带给我们诸多新的发现。

陆贽的骈文与唐宋古文运动

在陆贽的现存文章中,奏议占极大比重,亦代表其文章成就。陆贽的奏议是略具古文因素的骈文,这说明了骈文是中国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陆贽知贡举,取英才韩愈。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晚唐作家李商隐在经历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其为文之兴趣又回复到骈文之上,并且取得成就。韩愈的古文成就,其根基在于骈文的训练。欧阳修知贡举,取英才苏轼等多人。欧阳修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苏轼为宋代古文的集大成者。苏轼的古文成就,其根基亦在于骈文的训练。唐宋的古文运动规定了此后的古文审美趣向,亦即优秀的古文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骈文的美质。由此可知,中国的文章,其运动发展的机制乃是骈文和古文的矛盾运动。

英国道教学成长时期的历史和特点

英国的道教学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存在。成长时期的英国道教学,指19世纪及其以前的整个时期,其研究队伍的成员主要由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和政府官员组成,其主要的成绩是准备道教研究所需要的英文文本。在这一阶段的英国道教学领域中,产生了一个世界大师级的人物理雅各。他不仅是一个翻译家,还是一个卓有建树的道教学研究专门家,其特点是:元典以为根底、通易以及其他。由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以及英语的国际通用地位,英国的道教学,势必还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英国道教学在初创时期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初创时期的英国道教学，在时间的跨度上涵盖了20世纪的前半段，其主要标志为在重要大学中普遍设立汉学的教授席位。而且，汉学在此时期成为英国高等教育中一个正式的专业了。其主要成绩是基本的道教经典具备了大体齐备的英文文本。并且，由于英国在该时期的特殊大国地位和强国地位，英国道教学已经开始对世界各国产生辐射和影响。在这一阶段里，在英国道教学的领域中，产生了一位世界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翟理斯。

楚辞《招魂》与道教之关联

楚辞《招魂》是道教前史的重要文献,其文本由三部分组成:缘起、招魂词和乱辞。该文献中所载的招魂方位为东南西北天地六合,其中上天至为重要,此与道教典籍的记载完全吻合。在招魂仪式中,呼唤灵魂归来仅为一部分内容。事实上,施食亦是招魂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有关施食的记载,在这篇招魂词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此即明证。招魂与施食,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道教的招魂法术。招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宗教现象。招魂的对象既包括亡魂,也包括生魂。招魂与施食系道教的基础科仪,它们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略具雏形了,而且其神学指向与世界主要宗教之间具有一致性。在世界各民族的招魂仪式中,其指向均为天神,道教亦不例外。从圣诗范畴看,《招魂》与基督宗教的安魂曲相近。由此可知,道教的确具有世界性宗教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