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理想与现实困境:主体民族志教育思想的探索与意义

主体民族志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尊重个体“生性”的内在特点,从“主体”重新出发,平衡文化的外“教”与个性的内“育”,实行教育改革。这一对教育主体的唤醒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并成为“完整”的人,有助于社会培养有洞见的创新性人才,引领人类变得更好。然而,普遍共同的教育无论是对个人的公平成长,还是对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发展都极为重要,必须承载国家建设、人类发展的任务,这是教育的根本使命;且即使在最偏重个体和自由的教育模式中,个体自由和生性发展因种种原因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民族志的教育理念具有现实困境。主体民族志提供的三种主体觉醒案例,都是个人独特生性与后天经历偶然碰撞的结果,这种唤醒不可复制,也无规律可循。主体民族志的启示在于:来自过去经验的教育体系在面对未来的教育目标时要自我设限和不断反思革新,同时教育者需有去自我权威的自觉和担当,勇于退却,这是未来教育探索的新起点。

生育支持的制度、观念与文化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探索一种支持生育的有效路径是解决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须。有效支持生育的路径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保障女性权利,促进家庭发展,这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两个面向,也是根本;二是政策要兼顾系统性和实践性,既要宏观—微观纵向统筹,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也要各部门通盘协作,互相配合,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和民众三种主体的共同体,打造生育友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这是关键;三是改变有关生育的观念和思想,直面经济理性论、个体主义等理念对生育意愿的思想制约,培养超越理性计算的以人为本理念、超越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重视女性主义内部对家庭的积极意义、关怀—关系性的女性特点的探索,重建愿婚愿育的价值感和心理,这是核心。生育支持的制度和观念建设推动重塑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一方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性别文化,尊重并鼓励个体自主,积极践行性别平等理念,也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将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与基础的传统;另一方面,要用中国文化医治极端个体主义带来的弊病,用性别平等、尊重个体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改变传统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西互鉴、古今互映中推动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文化解释的层叠结构——对一次田野教学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围绕一次“知青”访谈的田野实践教学,阐述一个文化解释由“分层”的位置关系与“叠合”的结构关系共同组成的“层叠结构”。这一结构的第一层级是“知青―农民”的单一解释结构,第二层级是“学生―(知青―农民)”双层叠合的解释结构,第三层级是“老师—[学生—(知青—农民)]”多层叠合的解释结构。这种“层叠结构”的文化解释模式形成对格尔茨的“深描”理论的某种技术性补充。

回归结构性平等的初义:当前女性主义的自我革新

当前女性主义在自由与道德、机制与两性、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及性统治等议题上存有争论和混乱,导致诸多质疑和批评。引起这种混乱的原因既有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多元性和发展性问题,也有现实中女性内部阶层、地域、族群等的差异及女性主义被利用的情况。解决当前女性主义不利局面的办法是回到女性主义运动创立之初的追求和理想:即回归两性结构性平等的初义,真正实现性别权力平等,完成女性主义内部的自我革新。具体策略包括:厘清女性主义运动的战略利益、明白性别议题的自限范围、直面女性内部的差异和多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以及改变以往女性总是斗争者的单一形象,更多以建设性面目出现。

专栏导语:自我观照、自我总结与相互借鉴——《新生代人类学家之路》跋

《新生代人类学家之路》是徐杰舜教授设计与主编、韦小鹏博士协助的关于青年人类学者成长经历的汇集。徐杰舜教授及韦小鹏博士对人类学学科建设有着高度的热情和深刻的关心。继中年一代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出版之后,他们又鼓励新一代人类学者将自己的成长道路记录下来,汇编成书。我理解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这种写作,各位青年学者自我观照、自我总结、相互借鉴与激励,确定一个新的起点,以便攀登更高的山峰,进而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作为群体人类学者的“求知主体的对象化”,可以观照时代思潮与学术走向的整体风貌,为后人留下研究遗产。

女儿照护:作为情感互动的养老实践——基于一个桂北村落的民族志研究

随着农村老年人精神、情感需求的增长,女儿养老的情感价值日益显现。女儿养老可被视为一种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上的照护实践,许多已婚女性不但主动为娘家父母提供物质支持和生活照顾,而且善于察觉和理解父母的精神需求,注重保护父母情感,女儿的陪伴、关心和照顾是老年父母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已婚女性悉心照护娘家父母,并不只是单向报恩和利他行为,而是与娘家父母情感互惠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多女儿在婚前教育和婚后买房、创业、育儿等事务中得到娘家父母的支持,承担父母养老责任的已婚女儿还有可能获得财产继承权。但在父系继嗣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女儿养老面临许多结构性困境,对娘家父母的责任感和情感有可能会加重已婚女性的困扰和负担。

主体民族志的哲学基础探析

主体民族志的哲学基础源自胡塞尔的现代哲学、罗蒂的后现代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主体民族志以胡塞尔现象学悬搁“客观科学”的理论,确立以“人志”概念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志研究对象和以“裸呈”概念为核心的民族志方法;借鉴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构建了以“互镜”概念为中心的认识论;依据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叙述理论,以“三重主体叙事”的方式,提出了民族志的新的叙述理念;最后回归中国传统哲学,接通了儒道伦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以“对人类前途终极关怀”作为目的论诉求。

“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

本文是"主体民族志"的一项微型实验,旨在通过"第一主体"即田野对象关于宗教信仰问题讲述的直接呈现,"第二主体"即民族志者解读过程的曲折显示,"第三主体"即评审者审读意见的公开展出,提出了"三重叙事"的新的民族志文本方式,以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对话性文本"所面临的"两种危险"和"一种批评"困境,进而走出"表述的危机"。

“本体论回归”与“主体性诉求”

当代民族志出现了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本体论回归"的取向,其缘由是民族志发展历程中"分裂的对转"逻辑所造成。作为本体论的科学民族志和作为知识论的后现代民族志的内部都包含着一种紧张关系,当新的民族志在对转逻辑中开辟新的路径时,它需要完成对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双重扬弃与双重承继。这种"本体论回归"民族志的性质是一种新的"对本体论的许诺",即将语言(叙事)作为本体论许诺的核心的民族志,其基本内涵不再是单一的用"客观、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去"描述事实"或仅仅是"求知主体对象化",而是当地人自身生活和观念以及民族志者自身生活与观念的双重主体性诉求。

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

解释人类学与实验民族志为走出"表述的危机"作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终因对叙事合法性的质疑、掌握笔杆子的人的话语霸权、民族志陷于自白与忏悔之中等诸多原因而无法摆脱困境。本文在"表述者"问题上提出"自律性"要求,在"表述什么"问题上提出"符号扇面"的两种叙事诉求,在"怎样表述"问题上提出对蹠主体的"裸呈"式整体展示,以这三个方面作为"主体民族志"重塑表述、走出危机的路径探索。

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

民族志的出现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历史,但其"自明性基础"并未真正确立。20世纪20年代最先出现的民族志因追问"异文化是什么"而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科学民族志范式,但这种追问因"描述异文化悖论"而出现"表述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族志因追问"异文化是怎样被认识的"而成为认识论(知识论)意义上的后现代民族志范式,但这种追问因缺乏人类整体目光而不能克服"反思本文化悖论"。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具有探索意义,它以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因而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主体民族志试图探索民族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明性基础",这种探索将人类学还原为真正"研究人类的学问",将民族志还原为真正的"人类志"。

事·叙事·元叙事:“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

"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有其独特的语境和学术背景。"主体民族志"叙事是一个包含着事、叙事、元叙事三种形态的统一性结构。事(事实)来源于当地人的直接陈述,叙事是对当地人直接陈述事实的呈现、解释与建构,元叙事则是对叙事的叙事。事、叙事、元叙事之间存在着语境与意义的转换,这显示了"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质在于一种"转喻",而非"隐喻"。

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省思——兼评徐杰舜、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概念

在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探索中,学者们提出的"农村城市化"路径其实是西方国家发展的一般性路径。以评论徐杰舜和贺雪峰二教授的"新乡土中国"概念为导引,将反思工业化发展的弊端作为前提,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考察村庄的本性及其意义,进而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路径。

瑶族千家峒的寻根之旅

千家峒是瑶族发祥地与圣地,由于岁月的变迁与民族的迁徙,它的确切地理位置迷失了。一百多年来,瑶族发动了形形色色的千家峒运动几代人传承寻找千家峒,选派代表返回千家峒,武装起义杀回千家峒等笔者在20世纪末,发现了湖南江永千家峒、广西灌阳千家峒,经学术研讨会,认定广西灌阳与湖南江永交界的都庞岭是瑶族千家峒圣地。

从社区参与到观察先行:民族志的都市历程

作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核心,民族志被引进都市研究后,遭到了来自学科和方法论层面的严重质疑。为了回应挑战,都市民族志积极探索创新,试图重构“社区”概念,促使“田野”从对微观单一时空的依赖中拓展出去。在此过程中,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田野调查传统逐渐衰落,而观察、多点民族志、文本解读和数据搜集在当代都市民族志实践中的重要性则日益上升。民族志中参与的淡化,一方面解除了传统田野概念和方法束缚,丰富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使之具备了跨学科分析的视野和能力;另一方面又导致都市人类学的“具身”经验日益稀薄,并对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人类学家的职业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