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有组织犯罪法》非刑罚措施研究

《反有组织犯罪法》面向有组织犯罪的重点人群创设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非刑罚措施,如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特殊主体报告制度、从业禁止、从业监管制度等。非刑罚措施具有弥补单一刑罚的不足、加强重点人群监控、对犯罪人增加威慑力和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功能,有效地遏制了有组织犯罪“死灰复燃”。由多方主体负责的非刑罚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了“并行”特点,不同种类的非刑罚措施存在性质上的差异,在适用对象和预期目标上也各有侧重。要明确非刑罚措施的性质,细化非刑罚措施的适用程序,同时坚持比例原则,加强必要性和相当性审查,完善权利救济渠道,以明确公权力的边界,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两小无猜条款”的司法适用

“两小无猜条款”是司法解释规定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出罪事由,将未成年人之间的合意性行为排除犯罪圈。但该条款因内容模糊在实践中难以被准确适用,现有理论亦无法解释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保护的法益和幼女性同意能力的矛盾。判断性同意能力应以性剥削理论作为标准。两小无猜案件欠缺性剥削属性,幼女的性自主决定权未被侵犯。准确适用“两小无猜条款”应围绕性剥削理论展开解释,以双方年龄差距为核心,落实双向保护的刑事政策。

渎职侵权犯罪实证研究——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正在紧张地进行。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司法体制与机制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其具体措施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检察改革,以加强法律监督促进社会和谐为主体,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本刊编辑部注意到,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对前者给予其足够的关注。虽然近年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它至今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严打击职务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近年,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与审判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法院的最终判刑结果日趋轻缓化,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这种现象,既不利于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同时也削弱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公正性的信任。缓刑适用过多势必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对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产生怀疑,从而给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带来困难。目前,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2010年将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案件。在今年4月25—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曹建明检察长又再次强调:要着力加强对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中现实问题和研究,要紧密结合推进检察改革,紧紧围绕实践中制约和影响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及时从理论上指明破解难题、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为总标题组织了笔谈,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对我国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政治导向正确,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保护伞”的司法认定

作为"扫黑除恶"三年专项斗争的重点攻克之年,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了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四个司法解释,这深刻反映出党和国家对黑恶势力"破网打伞"的坚定决心。深挖和打击"保护伞"是铲除黑恶势力的关键所在。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以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罔顾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为其发展壮大"保驾护航"。这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更直接侵犯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应将黑恶势力"保护伞"范围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正确理解和辨析"保护伞"须具备的行为特征和对象特征,以及"保护伞"涉及的相关刑法罪名。

海峡两岸互涉犯罪之刑罚裁量问题研究

在刑事司法领域,两岸互涉犯罪的惩治问题已日渐凸显。对于海峡两岸互涉犯罪惩治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问题诸如管辖权的冲突、侦查、审判、刑罚之执行等的妥善解决。在海峡两岸互涉犯罪惩治的一系列环节中,审判权的行使居于核心地位,而如何在审判中进行刑罚裁量,就必须考虑大陆及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制度及海峡两岸达成的政治共识及司法领域存在的互助协议框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裁量海峡两岸互涉犯罪之刑罚。

死刑制度改革与暴力犯罪死刑控制——从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的角度

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处于初始阶段,如何进行有效的死刑制度改革是时下主流观点。目前,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死刑,已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对于暴力犯罪死刑及限制,学者们关注相对较少。不过,从司法实践中死刑执行情形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暴力犯罪的死刑执行个案始终占最大比例。因此,对于死刑制度改革,我们不能只关注非暴力犯罪死刑废除和死刑罪名的单纯减少,同时应关注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和死刑执行个案的实际减少,两者具有同等意义。

治安防控视野中新疆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分布与生存状态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不仅仅关涉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前景,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新疆地区的治安稳定与反恐大局。该群体在城市适应中面临各种体制约束和个人困境。政府应特别重视从服务和管理两个方面,推进维吾尔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其他民族的顺利融合。

年龄边界重构背景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协调机理

随着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备受关注。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实质修改了《刑法》的相关条文,引发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规范体系的变动。在立法层面,其创设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附条件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从而为妥当划定适用范围提供重要依据。在司法层面,应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探索实践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程序,并对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相关问题秉承"预防、干预和矫治"层次化、协同化的理念,探索实践专门矫治教育,从而推动司法实践的有机协调。

论高空抛物罪的规范构造、处罚动因与司法适用

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所热议的新增罪名,也是被立法机关认为是与妨害安全驾驶罪、冒名顶替罪等共同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呵护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亮点罪名”。然而,对于高空抛物罪的处罚根基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认为,高空抛物罪是抽象危险犯,只有行为创造了对不特定人和财物的抽象危险才构成犯罪,其不是行为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的判断应当以情节严重为核心,对于无危险和极低危险以及仅能反映出行为人主观道德素质低下的情节不属于本罪的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应当由民法和行政法调整,刑法不应贸然介入。

农村产权改革视野下村民小组单位犯罪法律主体地位的探析与证成

在涉农村土地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涉案犯罪主体时分歧较大,集中在村民小组是否为刑法中单位犯罪主体这一问题,当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这主要是因为村民小组是我国农村产权改革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文章试从刑法中单位犯罪视角出发,梳理农村产权改革历史脉络,结合民法中特殊法人、非法人组织等相关理论,在厘清村民小组自身属性、其与村民委员会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基础上,探析并证成村民小组原则上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但在涉案村已经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涉案犯罪并不能反映单位意志时,村民小组则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

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的司法扩张与限缩认定

近年来,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在司法认定中出现了扩张的现象,体现在模糊"制毒物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概念、类推适用毒品数量和纯度的计算折算规则以及形式化认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行为三个方面。本罪的法益应当是制毒物品的合法使用,通过实质性判断行为是否侵犯了本罪的法益进行限缩认定,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未经许可或备案,但是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不以本罪论处;二是严格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认定"制毒物品"。

论捐赠诈骗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捐赠诈骗是近年来高发的诈骗犯罪类型,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平台发布慈善募捐信息进行诈骗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捐赠诈骗行为可否以诈骗罪论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要求被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处分行为将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因此,捐赠诈骗可罚性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实践中发生的捐赠诈骗案件包括“对价型”和“非对价型”两类,需要分别讨论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和路径。在“非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可直接采取“目的失败理论”认定财产损失;在“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应采用梯次判断方法,进行双层次的检验,即首先进行对价关系的判断,当此关系不平衡时再进行客观目的的认定。

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及其预防

近些年来,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原因。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社会弱势群体,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犯罪手段比较传统,犯罪地点以公共场所为主。社会支持不足是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社会控制型刑事政策存在明显缺陷,我们应当在坚持传统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确立和推行社会支持型刑事政策,使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刑事政策朝着二元化方向发展。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针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产生原因,我们应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努力消除阶层歧视、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以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发生。

论犯罪化的程序性规制

犯罪化是将非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一个理性科学的犯罪化过程应当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经过特定程序的过滤之后,最终实现相关社会生活事实的刑法成文化。犯罪化有其自身规律,一般可以分为社会犯罪化、刑事政策的犯罪化、刑法犯罪化三个特定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具有相关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支撑。考察我国1997年至今的犯罪化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的犯罪化并没有严格遵循合理的步骤,导致众多犯罪的规定缺乏合理性。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其对策

有组织犯罪绝对数量大;其首犯、主犯多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几乎全是边缘化人群;多以合法外衣掩饰其违法犯罪行为,以暴力、恐吓手段攫取暴利;呈现专业化、家族化的特征;多有保护伞。控制有组织犯罪依赖于立法专门化、一体化;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罚体系,重视并努力做好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化社会政策,减少边缘人口。

中国毒品犯罪死刑的概况及其控制

解放初期我国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成效显著,长期是"无毒国",无需对毒品犯罪规定死刑。改革开放后,鉴于毒品泛滥、社会危害加剧的新形势,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毒品犯罪始规定死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并受国际社会废除死刑潮流的影响,我国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立场演变为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从毒品犯罪市场化、准组织化的现实来看,刑罚轻重应与毒品犯罪的利益、风险相适应。还应通过医疗技术、替代药物、帮助吸毒者回归正当的社会生活、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更好地发挥社会措施对刑罚的替代作用,尽可能切断毒品犯罪的经济根源,从而限制和减少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统一还是对立

近些年来,关于犯罪概念之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及其取舍,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究其原因,是因为理清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对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以及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能否顺利贯彻,对我国法治建设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毒品犯罪死刑制度的发展与国情

毒品犯罪死刑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强化——受到节制"的发展历程;在毒品制度的多样性方面,也经历了"多样化——单一化——多样化"的过程;在制度的执行力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执行力处于鼎盛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则有所松弛,近年来有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毒品现象的复杂化,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毒品制度逐渐由大一统的格局走向了多样化,各地的有益探索逐渐赢得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在毒品犯罪死刑制度与国情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毒品犯罪死刑制度与毒品犯罪的形势、国家与社会抗制毒品犯罪的能力、非刑法措施的完备性、毒品现象造成的社会危害等经验层面的因素相关;至于民众对毒品现象的态度,是经验因素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反映,与经验层面的要求是一致的。

死刑制度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命运

死刑问题是近年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从历史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司法层面对死刑制度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未来走向及制约因素进行剖析,指出中国死刑制度的未来走向,并尝试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我国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死刑的存废日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我国立法中,死刑罪名繁多,死刑适用泛滥,死刑适用正当程序不健全等弊端并存于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在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而保留了死刑的前提下,对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的相关问韪应在在刑法规范和刑事诉讼法规范中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