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的魅力——曹、孙、刘三方决策对比研究

曹、孙、刘三方决策相比,《隆中对》堪称最完美,最神奇的决策典范。对《隆中对》的置疑和异议,只能引发人们对它作更深入的探讨,从而不断加深对它们认识,增添其魅力。《隆中对》是决策典范,诸葛亮为实现《隆中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后人景仰的楷模,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其魅力将是无穷无尽的。

家运与国运——以北朝宇文福家族之兴衰为例

西魏《宇文瑞墓志》志主为北魏中后叶名臣宇文福之孙,北周《拓拔富娑罗墓志》志主为宇文瑞之妻,两方墓志为我们认识宇文福家族在北魏分裂之后的命运提供了新的材料。根据此两方墓志以及宇文善墓志、宇文延墓志,结合宇文福家族在史传中的记载,试图梳理宇文福家族政治命运及其与北朝国运的纠缠与共振。宇文福家族于道武帝时由燕入魏,蓬勃发展,随北魏的强大而兴盛,亦随北魏的衰亡而低落,北魏分裂后,其家族成员分仕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最后亦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古代文书形态及其行政运作,是目前中外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对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唐高宗永徽五、六年(654 655)安西都护府案卷进行的再整理与研究,发现《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中两件文书不能直接缀合,它们皆属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定名恐误。《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 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中,第13 16行、第17 18行两件残片同样不能直接缀合。在考定这些残片性质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整个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进行重新整理编排,并就相关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名僧入史与佛教中国化——《宋书·夷蛮传》所附四僧传考论

《宋书·夷蛮传》于天竺迦毗黎国之后记述刘宋佛教史事,是认识和理解此时期佛教发展及佛教中国化之重要资料,尤其其中所附道生、慧琳、慧严、慧议四僧传,更有其重要和特殊之处。四僧事迹大致上有一些共通之处:四僧均是当世名僧;均主要活动于元嘉时期;均为中土僧人,无一来自异域。《夷蛮传》包括四僧传在内的佛教内容主要由何承天撰就或奠定基调,而何承天坚定的抑佛立场与儒高于佛、中国重于外夷之思想贯彻其中,从而使其在择名僧入传时排除异域来僧、专取中土僧人。《夷蛮传》佛教内容之显著增详和四僧传之成立,表明其叙教与叙僧并重,而所叙四僧皆为中土名僧,进一步反映了刘宋时代佛教中国化之深入和进展。

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赀出献丝帐》《计口出丝帐》再研究

北魏攻灭沮渠氏北凉后,北凉残存势力沮渠无讳等在高昌地区建立流亡政权。为积敛财赋,其赋税制度,一面继续沿袭河西政权以户赀为依据的户调制,同时又根据高昌实际情况,按人口征纳高额的人头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计赀出献丝帐》和《计口出丝帐》是上述特点的直接体现。《计赀出献丝帐》以户赀总数370斛为一个单元,一单元内一二十余户,按户赀高低相混通,共纳丝五斤。其税率约相当于“十五税一”。《计口出丝帐》则不论户等高低、贫富贵贱,一人出丝一两。口税本来只是户调制基础上的附加税,但是由于高昌特殊的历史背景,其税额与户调持平甚至超过户调。毋庸讳言,北凉流亡政权这套繁冗而又复杂的赋役制度同高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难以适应,在其后的高昌王国时期,很快便简化为一套以田亩和丁口为基础的赋役制度。

“維城作固”與“防閑禁錮”:宗王出鎮與唐代政局

唐前期的宗王出鎮受到政治局勢的深刻影響。貞觀初年,唐廷對地方的掌控並不穩固。原隋末羣雄割據的地區,叛亂仍時有發生。唐太宗令宗王出鎮地方,加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與其他措施一起,確立李唐皇室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貞觀後期,宗王在最高權力交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玄宗時期宗王出鎮政策的變化,是神龍至開元初年政治秩序重建的結果。唐玄宗君臣推崇“公”的政治理念,宗王被排斥在權力結構之外。這一變化也意味着中古皇權統治模式的變革。

漫卷帘衣延草色 欲回春气入书丛——对唐长孺师研究出土文献方法的体会

作者通过对老师唐长孺教授“漫卷帘衣延草色,欲回春气入书丛”诗句的理解,将唐长孺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方法,归纳为“求实察变”。即对历史现象,包括出土文献,特别注意考察其真伪、虚实与正误,进而考察其演变、发展。严谨细心的求实,正是为了对历史真实作出理性的思考,探讨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因此,求实察变才是对唐长孺教授研究逻辑的科学概括。

研究生培养与传统学科的发展

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点通过长期的研究生培养实践 ,在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 ,营造学术氛围 ,以及形成培养规范诸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以研究生培养为龙头 ,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既出了人才 ,又出了成果 ,而且还稳定了一支精干的学术梯队 。

从武昌到高昌——陈国灿先生晚年的九次吐鲁番之行

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有九次来吐鲁番考察研究。举办学术讲座,召集年轻人进行读书班交流活动;设立吐鲁番古代地名研究课题,通过课题的运作培育文博机构的科研队伍;筹办、参加吐鲁番学研究院举办的历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吐鲁番学研究》杂志的顾问,为杂志审稿乃至从事具体编辑工作;为吐鲁番大众通俗化讲述吐鲁番的历史,多次出现在新闻媒体中。

三种《五代会要》旧抄本考论

论文探讨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种《五代会要》抄本。从避讳、书印等推断,三种抄本可能抄于明末清初甚至更早,且保留了一些宋本原书式,能够为探讨清人整理《五代会要》存在的问题提供线索,对校勘通行点校本《五代会要》也有一定价值。

三国吴西南马源考辨

三国时期孙吴由于其区位因素的特点,水军一直是其立国之本,但同时,由于孙吴创业集团自身经历与喜好的因素,孙吴一直表现出与其区位不相称的对于骑兵建设的重视。关于孙吴马匹的来源,黎虎先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但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孙吴三大马源中的西南马源并非指西南土产矮种“巴滇马”,而是指西南转运自西北的战马。

“吉凶鹵簿”新考——兼論漢代喪禮“吉凶相參”觀念的形成

中古時期的喪葬禮儀中,出現了多次“禮分吉、凶”的争議。問題的起因,是在本屬凶禮的喪儀中,有吉禮的成分融入。^(①)據文獻記載,這種行爲可追溯至漢代,《晉書·禮志》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以鼓吹。”^(②)似乎漢代喪禮之中,已有名爲“吉凶鹵簿”的物質化儀式。^(③)對此,窪添慶文認爲,“吉凶鹵簿”即以吉駕“金根容車”和凶駕“大行載車”爲中心構成的送葬導從,分别指大駕和法駕。^(④)這一結論也構成了此後討論吉凶鹵簿的基礎。^(⑤)最近劉可維也對吉凶二駕的禮學基礎與漢制來源、吉凶鹵簿自東漢至西晉的變化等問題進行了探討。^(⑥)

鄴城與晉陽之間:北齊“兩都制”對地方景觀和空間的塑造

東魏北齊時期,在國都鄴城之外又有另一個重要的中心——晉陽,當時稱晉陽爲“下都”“别都”。^(①)高氏父子和大臣常年往來於鄴城與晉陽之間,毛漢光在《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一文中指出“在從東魏天平元年(534)至北齊承光元年(577)的四十三個實足年數之中,高氏執政者共穿梭三十七次”。^(②)由鄴城前往晉陽有多條路綫可供選擇,但均須跨越太行山。太行八陘中井陘和滏口陘是河北通往山西的中部要道,嚴耕望在《唐代交通圖考》中對這兩道都有詳細論述。

“千歲仙鼠”與“鳥鼠之譏”——中古信仰世界中的蝙蝠知識與意象

緒論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網羅。遠害全身誠得計,一生幽暗又如何?——白居易《洞中蝙蝠》^(①)會昌元年(841),白居易於嵩陽游,見物五種,各爲吟咏,遂有《山中五絶句》,其中即包括這首《洞中蝙蝠》。在這首頗賦自嘲意味的詩作中,蝙蝠成爲了白樂天抒發環境險惡,欲作爲而不得之情感的載體。在詩情意旨之外,詩人所具有的“白蝙蝠爲千年之鼠所化”“深藏洞穴一生幽暗”此類關於蝙蝠的知識也令人尋味。嵩山上的這一次偶然邂逅,揭露出中古時期社會觀念中蝙蝠意象的一角。

《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撰者及制作年代考--兼论唐代市舶使职掌及其演变等相关问题

《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是研究唐代市舶使的珍贵史料,过去学界常误认为德宗朝王虔休所作。据韦光闰神道碑及墓志等史志资料可知,奏表为开元中后期市舶使宦官韦光闰所撰。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唐代市舶使的性质、职掌等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指出市舶使属唐代内诸司使之一,主要负责市易、管理宫廷所需海外珍宝,征收关税、管理贸易等并非市舶使的职掌。市舶使设置之初曾代行监军之权,后常由监军使兼领。

读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其相关文书

对分藏于中国、日本的数件吐鲁番文书 ,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 ,确认俱属贞观十七年 (643 )安西都护府户曹审理文案 ,进而指出贞观十七年是唐代西州官府对当地民户进行全面清理、调查。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

本文在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主要依据敦煌文书及相关文献 ,从唐代前期沙州长官的称谓、六曹机构及官员名称、吏员设置及称谓、官文书的钤印等方面 ,系统考察了沙州的行政建制问题 ,认为开元、天宝以前 ,沙州的行政建制一直都是刺史州 (太守郡 )建制 ,而非都督州 (郡 )建制 ;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卷 70的记载 ,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 ,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 ( 76 6 )五月 ,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 ( 6 52 )五月。沙州的这一行政建制变动 ,与同年五月河西节度使西迁沙州有密切关联。这一考定 ,对正确认识唐代沙州的行政建制演变和相关敦煌文书 ,都有重要的意义。

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释“搔囊”——读高台骆驼城前凉木牍札记之一

"高台骆驼城前凉墓葬出土衣物疏"中有"紫掻囊"和"早掻囊"两个词。此二词条,一同于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的"爪囊"或"抓囊",应当是指装有手脚指甲的袋子,体现了古丧礼中"掻剪"及埋葬发须爪的规定。随身埋葬爪甲,除了官方礼典和传统儒家理念的引导之外,还可能与民间社会自己实践行用的巫俗观念和禁忌有关。这体现了"礼"与"俗"在河西地区的不同张力。而"爪囊"在高昌时期的衣物疏中最终消失,则可能和佛教理念在丧葬层面的不断渗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