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元性的,还是多元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料的选取,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杰出哲学家的评价,也决定了我们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的哲学话语体系构建

哲学话语体系构建问题是当前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哲学话语体系构建不仅是对现有哲学内容的更好总结和表述,而且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更新哲学范式,重构哲学逻辑,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精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和问题域

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没有世界历史眼光或视野。从世界历史眼光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世界这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中去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并在深化已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进而确立起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与革命批判性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范式。今天,从世界历史眼光出发深入考察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不失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条新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代表团访日学术活动纪行

2018年3月8日至3月12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汪信砚教授、何萍教授、李佃来教授、赵士发教授、吴昕炜副教授、周可副教授、盛福刚讲师7位教师以吴根友院长为团长组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代表团受邀访问了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代表团就进一步加强与日本东北大学文科院系之间的学术合作、学生合作与日方学者达成了共识。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道路探析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以史为鉴,在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发掘马克思思想资源,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积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双重向度——评《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赵士发教授新近出版的佳作《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新著》),可以说是他数年前出版的《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的续编,或者说是其中基本论点的深化和具体化。故《新著》最鲜明的创新点,是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现代化新视野、新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这里既彰显了著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拓展,更显示了著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新思想。

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及其演变——访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渡边雅男

盛福刚(以下简称盛):渡边先生,您生于1950年,能否结合您个人的成长经历谈一下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契机? 渡边雅男(以下简称渡边):说起来,小时候的我醒悟很早,12岁时就买了由岩波文库出版、向坂逸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分册.作为一个12岁的孩子,购入后曾几度尝试读解,但开篇内容就没能读懂,只能无奈放弃.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原来世上还有读不懂的书.15岁升入高中时,作为给自己的一份奖励,重新购入了《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既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这一时代课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一是要从理论上回答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如何摆脱“挨骂”的问题;二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何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如何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对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与意义等问题。在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还要防止走入无视问题以及有关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误区,才有可能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罗莎·卢森堡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与哲学基础——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之三

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辩证法.这个理论的特点是由它的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哲学基础决定的.其历史背景集中表现在三点上:其一,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二,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危机;其三,俄国革命.这三点背景决定了她在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的认识上带有明显的西欧特点,而不同于列宁.其哲学基础是由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构成的:理论基础即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方法论基础即是总体辩证法.由此决定,研究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辩证法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其一,坚持整体的历史运动的观点;其二,坚持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其三,从危机的视角研究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

意识形态的实践结构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独特贡献——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意识形态具有实践结构。从柏拉图开始,意识形态的实践结构就早已被注意到,此后包括阿奎那、莱布尼茨、维科、黑格尔、柯罗齐、奥斯汀等都对此有深入探讨,马克思也对此有深入研究且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具有这样的实践结构。根据这一结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整体或“整钢”,只有在实践中实现了的理论才被马克思视为理论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通过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理论上——它同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葛兰西认为那些只把列宁看成是马克思的“从属”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没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就不能从空想到科学;没有列宁,社会主义就不能从科学成为现实。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个基本维度——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三个基本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现实的主体批判了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的主体、以对象性的活动批判了黑格尔所谓的"纯粹的活动"、以感性的现实的异化批判了黑格尔所谓的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展开了对作为现代性基本原则的主体性的批判,彰显了现代性批判的哲学之维。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揭露了统治现代世界的抽象主体——资本,披露了支撑现代世界运行的资本逻辑的实质在于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展开了对统治现代世界的资本原则的批判,彰显了现代性批判的经济学之维。通过对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的共产主义的批判,马克思阐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提出了人的解放的政治任务,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彰显了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学之维。这三个基本维度之间是相互关联、内在贯通的,它们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图式,体现了其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范式。

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三大层次

黑格尔把法理解为自由意志的实现,但这种自由意志不是单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普遍的自由意志。因此,黑格尔有充分的理由对西方三权分立予以批判。在黑格尔看来,三权分立是市民社会下单一自由意志冲突的必然结果,是现代性分裂和危机的本质。因此,黑格尔力图在"王权"象征下、在充分容纳"私性"利益基础上尝试重建统一性的国家法权。但是对于什么才是真正普遍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观点完全不同,两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制度与立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三大层次上正相反。黑格尔主要是从自由人格的普遍性来论述的,最高的普遍性人格是"单个人作为一切人",其典型是行政权的官僚机构。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现代私人和公民二元化国家中,每个人的人格势必随时都处在或公或私的进退矛盾中。因此,不能把行政权的官僚机构作为法的普遍意志的代表,恰恰相反,这种普遍性只能来自"单个人作为单个人"的那种普遍性中,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立法权扩大到每一个人,让法成为包含每一个自由意志的普遍意志,这是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不同。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基于对分析法与反思平衡法的批评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吗?针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回应十分流行,它们分别是以分析法和反思平衡法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特别是正义原则)。但这两种回应都忽视了如下问题:其一,分析法和反思平衡法本身并非是可靠的,前者甚至不一定适用于规范性命题(包括涵盖政治原则的各类命题),后者并非真正的平衡;其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自身特点要求一种敏于事实(总体性事实)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与分析法和反思平衡法有着显著的差异。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本质——也谈柯尔施问题

意识形态往往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因此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批判或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来说,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过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或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恰恰不是观念的,而是实存的、现实的和实践的。这构成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部分地被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所捕捉,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从来都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就主要不是观念的批判而是现实的批判,这才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本质,其他统统只是形式。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同时被特别地忽视了,那就是,这正好为后来第二国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轻视理论特别是哲学提供了借口,然而正是在这里,隐含着意识形态批判的另一深层本质:意识形态本身内在实践结构。因此,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和本质的批判,坚持和创新意识形态就不能不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立足现实与引领未来:价值哲学研究的多维展开——“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综述

2016年10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不仅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构成方面,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而表现出对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高度理论自觉,而且实际地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辩证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多方面地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内涵与积极意义

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论”需要回到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展现其在不同时期对哲学态度的思想转变,从而揭示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内涵在于“终结”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旧哲学,其真正目的在于为创立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实践唯物主义新哲学开辟思想道路,而不是要宣布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死亡和消失。据此,马克思“哲学终结”思想对于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它启示人们哲学研究本身也应该在继往开来的同时勇于创新、与时俱进。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不仅对新时代中国现实实际作出了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突出强调新时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且创造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二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认识论、方法论和群众史观,并且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全新理论领域,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是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特性,表现为聚焦新时代的中国问题、充分体现中国智慧、突出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陶德麟先生80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6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31日，适逢陶德麟先生80华诞，武汉大学特隆重举办了“陶德麟先生80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60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10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其他单位的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武汉大学主要校领导和师生代表等500余人欢聚一堂，共同庆贺陶先生80华诞，

马克思与联合体——资本主义内部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

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马克思通常将资本主义以后的新社会称为“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中发现了它的萌芽。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又是怎样孕育了“联合体”的要素。本文首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论述了联合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社会的“主体”不是“资本”或“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和生产者”。另外,联合体本质上是以相互主体地、能动地、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怎样产生了联合体的要素(主体及物质条件),马克思又是怎样理解的?本文从此问题出发,并试图阐明这一问题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