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融合 三优同创--武汉大学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武汉大学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坚持把优质的科研资源充分运用到教学中,努力培养一流的创新型人才,探索形成了“四维融合、三优同创”的创新教学模式,打造具有“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人格”的高素质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武汉大学IGS电离层分析中心全球电离层产品精度评估与分析

2016年2月,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Wuhan University,WHU)正式成为新的国际GNSS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GNSS Services,IGS)电离层联合分析中心(Ionosphere Associate Analysis Center,IAAC).本文首次系统地评估和分析了武汉大学IGS电离层分析中心自2016年日常化运行以来(2016年1月到2018年9月,太阳活动低年)的全球电离层产品的精度,并与其他六家IAACs(CODE、JPL、ESA、UPC、EMR和CAS)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WHU的全球电离层产品能够长期稳定且有效地监测全球电离层总电子含量(Total Electron Content,TEC)的时空变化;和IGS综合全球电离层产品比较,WHU的模型均方根误差和CODE、JPL相差不大,均值约为1.4 TECU,产品一致性优于其他IAACs;和GPS实测电离层TEC比较,WHU的模型内符合精度和CODE基本相当,均值约为1.4 TECU,且与电离层活动水平和地理纬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和Jason-2测高卫星VTEC比较,WHU的全球电离层产品的系统性偏差均值约为-0.7 TECU,在不同纬度约为-3.0到1.0 TECU,且与地理纬度存在近似抛物线函数的关系;WHU的模型外符合精度和CODE、JPL以及CAS基本一致,均值约为2.9 TECU,且在中高纬度地区优于低纬度地区,北半球优于南半球.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

作为中国首创的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作为一种新体制创制,它既要超越中央—省—市—县的层级壁垒,又要跨越文物与非遗、文化艺术行业和实体产业部类的类型区隔。其特有的“大结构-大功能”架构,旨在推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结构和网络关系的重建,既助力文旅融合的深化,又助推国家形象传播方式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认同型国家对于国家文化构造的新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旨在通过大型文化场景的建构,推进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生产空间和文化消费空间的重建,并构建新时代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新路径。作为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总体性策略,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国家文化和旅游行业融合发展目标的总体性表达,又是构成21世纪国民精神家园“神圣空间”的路径创新。

数字时代博物馆教育发展的中西方对话——武汉大学2016博物馆教育研讨会综述

2016年9月22日,由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6博物馆教育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美国、西班牙、中国的博物馆学者围绕现代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博物馆与移动互联网平台、博物馆教育的全民共享、中国央地共建国家级博物馆的绩效评价研究、国内外博物馆的数字化教育实践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积极探索数字信息化时代博物馆的教育改革和服务创新,让传统博物馆行业焕发新的生机。

“项目进村”何以形成制度同构效应——基于河北省秦皇岛市B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调查

“项目进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项目进村”对乡村的制度性干预机理尚未获得深刻阐释,特别是“项目进村”如何影响长城村落治理尚不清楚。河北省秦皇岛市B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表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通过“项目进村”对长城村落治理形成制度同构效应。制度同构负效应的产生过程,以长城村落治理困境为前提“,短期项目制”导致行政机关官僚治理行为与绩效追求的非理性症候;制度同构正效应的释放方式,在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制度体系优化长城村落治理结构,“长期行政发包制”促进长城村落治理理性的生成;制度同构综合效应的实践表征,体现在村民自治是以长城村落的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空间局限与发展问题为出发点,形成“集体唯实主义”的村庄治理机制与行动逻辑“。项目进村”的制度同构效应既要与西方科层制相照应,更应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体现乡土实践经验本位特征,为优化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启示。

基于OBE理念的通识课程持续建设与实践——以武汉大学“治水与社会发展”课程为例

通识课程是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的通识课程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静态结果,而是在教学实践中持续地优化课程的过程。OBE教育理念为开展通识课程的持续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文章以武汉大学通识课程“治水与社会发展”为例,介绍了按照OBE理念开展课程建设的思路和实践,为通识课程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案。

从理论初探走向因应实践与引领实践——国家文化公园研究演进方向

对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爬梳和适当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近年来,国家文化公园研究步入快车道,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从理论初探走向因应实践、引领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四大递次出现的热点主题中,基础理论研究起步较早,但从不同理论视角推动范式构建的努力仍在进行时。而五大公园实践研究、建设管理研究、文旅融合研究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后来居上,表现出学术研究对实践需求的灵敏回应。同时,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化实践要求学术研究以更深入、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共识,探索统一规范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模式和路径以及推广运用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领域内研究的发展方向。

国家矿山公园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动力研究

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转型的问题,国家矿山公园是其转型的重要途径,对城市更新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11个位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国家矿山公园进行对比归纳分析,从经济、生态和文化3个维度建构国家矿山公园促进城市转型的动力,揭示国家矿山公园建设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意义与价值。研究发现,国家矿山公园以助推城市经济增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形成先进文化这3种形式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能够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助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论大运河工业遗产再利用嵌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路径与策略

1引言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绍兴市考察。下午,他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认真了解了古运河发展演变历史和大运河保护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曾多次对大运河的保护、传承。

基于扎根理论的武汉大学樱花景观叙事研究

“武汉大学赏樱热潮”已成为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社会文化现象。该文通过扎根理论进行“战疫”后武汉大学樱花观赏热的景观叙事质性研究,认为景观作为情感传递的载体,景观叙事是内涵和底蕴相结合的文化符号系统,呈现了特定时空社会公众在文化旅游中的意象感知和情感态度变化,樱花景观叙事在武汉“战疫”后特定心理的驱动力下,形成新的叙事内涵和具有象征性、符号性、交互性等特性的表意系统,萌发出新的生命力和人文价值。结合景观叙事的研究成果,提出武汉大学赏樱旅游的深度开发思路。

学生获奖,比老师获奖意义更深远!——武汉大学卫星导航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科技实践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大学生作为我国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不断加强政策引导,要求各全国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创业模拟等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武汉大学卫星定位学科的发展轨迹

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团队始建于1998年1月,以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卫星导航定位研发团队为基础组建发展而来。长期以来,团队立足于卫星定位导航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方法研究、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卫星导航领域研发与创新研究力量。团队以刘经南院士为学术带头人。

国家文化公园超级情绪价值的表征与作用机制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情绪需求越来越强烈,情绪价值成为具有巨大拓展潜力的价值维度。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彰显国家品质的巨型文旅体验空间和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理论上具有超越一般旅游目的地的情绪价值,可更好地给人以积极情绪和情感满足。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九个代表性景点的考察表明,国家文化公园可在情绪层面诱发敬畏情绪,进而在情感层面强化国家认同,具有长时效、广覆盖、多向度的超级情绪价值。对国家文化公园展示的壮美自然山川、丰富历史文化、先辈才华气节的认知评价,可以诱发敬畏情绪;国民文化认知和国家文化认知在向国家认同升华的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加强文化旅游资源的遴选与整合,国民文化提炼展示和国家文化宣传推广,敬畏情绪和国家认同的研究、测量、评估,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超级情绪价值。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以汉阳龟北路工业文化遗产为例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提高经济实力,还要深化城市的文化内涵。龟北路工业文化遗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不仅是武汉工业发展历史的实践者,也是城市发展兴衰的见证者,更是工业精神和城市精神的传递者。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工业文化遗产能够在带动旅游经济、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认同等方面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运用多种改造思路,打造出富有城市文化和个性、能够烘托城市形象、助力中心城市建设的工业文化遗产。

中华文化传承视野下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定位及政策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政府为保护和传承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资源而设立的特定文化空间和专属领地,也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性载体。作为中国创新实践的概念,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从国家文化领域开创了“以中释中”的范例,以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从方法论上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科技文化融合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模式,探索建构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信息文明的中华文明转型发展路径,体现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实践路向。国家文化公园蕴含了多重政策意义,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华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研究和阐述,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探索建立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形象标识和民族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尊重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支持文旅消费新场景建设,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探索建立国家文化结构与国民文化结构之间的常态化转换渠道,在丰富百姓日常的文旅消费中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感知研究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人们生产生活和娱乐休憩的物理载体,也是构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在存量更新背景下,探究场景营造与公众感知有助于提升整体建设的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导向性。“自上而下”的场景模式划分显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碎片化”现象突出,且其城市组团与“自下而上”的公众感知模式组相对应,共同指向“民族特色、自然景观和历史底蕴”三个维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可以公众感知为基本导向,以场景营造为方法,打造各有侧重、特质丰富的超级空间有机体。

基于城市留言板数据的武汉中心城区民生问题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

民生问题是关乎居民生活最基础和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该文基于城市留言板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索武汉市中心城区(以武昌区为例)民生问题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武昌区民生问题整体呈现多核心集聚特征,集聚核心沿长江和交通干线形成民生问题集聚带;(2)武昌区民生问题结构特征明显,其中居民生活问题最多,房屋土地和道路交通问题次之,城市环境问题较少;(3)各类民生问题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居民生活、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问题呈热点集中、冷点分散的集聚特征,房屋土地问题集聚度东高西低,建设生产问题集聚度西高东低,道路交通问题主要分布在老旧社区和毗邻交通干线社区;(4)武昌区民生问题空间分异格局是人口、城市功能分区、城市规划建设和基层管理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01—2019年武汉市土地供应格局的演化研究

基于2001—2019年的土地供应数据,借助地理空间统计方法,探究武汉土地供应格局的演化及其机理。结果表明:(1)土地供应数量以远城为主,供应类型以居住、工业、道路与交通运输用地为主,供应来源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供应方式以划拨和出让为主;(2)土地供应规模呈先增后减态势,不断从主城向远城扩散,供应方向以东南向和西南向为主,各时段不同类型、不同方式、不同来源的土地供应在结构和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特征;(3)城镇与乡村发展、政府与市场互动、经济发展新常态化、中心与边缘异质性分别作用于土地供应,且4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驱动武汉土地供应格局演变。最后,基于土地供应格局演变提出土地高效供应的策略。

文化驱动城市绿色空间建设的机理与路径——以武汉城市绿色空间建设为例

城市绿色空间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文化是城市绿色空间的灵魂。城市文化的注入,不仅能丰富城市绿色空间的建设内涵、提升城市绿色空间的建设动力,还能强化城市绿色空间的服务与创新能力。正因如此,用文化驱动和支撑城市绿色空间建设,推动城市绿色自然景观空间与人文空间的融合已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建设的普遍选择。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分析了武汉在文化驱动城市绿色空间建设过程中所采用的历史文脉传承、文旅融合开发、多元文化贮存三种实践模式。这三种模式在驱动武汉城市绿色空间建设的同时,也在绿色空间的可及性、连通性和品质性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当前,应当在总结经验、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转变思维、建构机制、创新方式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探寻文化驱动城市绿色空间建设的路径,推动城市绿色空间走向集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于一体的人文生态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