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语境下英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新动向

为因应大国竞争、推进“全球英国”构想,英国确立了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的方针。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新动向主要表现为以印太为重点拓新海洋安全观、积极推动印太海洋安全机制建设,以及聚焦印太供应链安全,大力开展海洋科技创新。未来,英国将进一步围绕“向印太倾斜”推进海洋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实践。在海洋安全议题设置上,继续渲染航行自由和供应链等议题,持续炒作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海洋安全机制建设以落实、深化AUKUS为中心,构筑英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务与安全合作网。突出增强供应链韧性、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海洋科技创新,涵育海洋安全能力。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规范冲突与现实挑战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将对国际经贸环境包括我国国际经贸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欧盟相关文件和立法提案,实质是“工商业与人权”规范的欧盟版,具有区域法治规范效果外溢化和人权规则工具化的双重意涵。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法规时,欧盟应当信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联合国相关倡议的宗旨和精神,履行WTO关于发达成员不实施贸易壁垒的义务。在实践层面,欧盟新法规将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成本,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和就业环境,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劳工利益。对此,可采取以下对策:加强与欧盟沟通,要求欧盟克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避免将人权法规工具化;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持续扩大法治保障下的高水平开放;加强对企业的合规指导,引导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针对欧盟相关法规及其实施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好务实管用的预案,以预防风险。

坚定“第三条道路”追求:法国在印太的海军外交

在印太的海军外交折射出法国追求“第三条道路”的决心,它大致可分为海军主导和海军协作两大类,主要表现出三大特点:其一,强调法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的参与性而非对抗性;其二,兼顾海洋领域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三,善于获得欧盟资源支持,同时也是在探索欧盟印太战略的实践路径。法国在印太海军外交促动法国印太战略的“落地生根”,提升法国和欧洲作为“第三方”的议程设置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西方阵营对华威慑的宣传效果,但也暴露出若干局限性。未来,法国在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或不时有挑衅之举,它与印日等域内大国的海军合作会继续在机制建设上着力。另外,法国与欧洲盟友在印太的海军合作将稳步推进,但仍面临诸多政治上的掣肘。

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的适宜性评价研究

南大洋海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极端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经济意义。当今世界各国力争国家权益,积极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的国际事务,然而我国虽对此持续关注,但相关研究甚少,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的适宜性评价指标和区划方法研究方面几近空白。在此背景下,通过对现有各国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提案分析,尝试构建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的适宜性评价的多级指标体系,并基于我国南极科学考察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叠加分析,对普里兹湾海洋保护区设立的适宜性进行案例研究,以期为我国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近北极国家”还是“北极利益攸关者”——中国参与北极的身份思考

身份是政治参与的必要前提,它包含了各方对主体资格及其相应权益的认可。恰当的身份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修辞问题,还必须立足于现实的政治进程及其利益结构。随着北极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的深入,作为一个北极域外国家,中国以何种身份参与北极事务成为国内外日益关注的一个现实课题。基于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和治理政治的交互作用,本文认为,"北极利益攸关者"比"近北极国家"更合适中国的参与身份,有助于更好地说服国际社会认可中国的参与及其相应权益,促进中国的北极国家利益。

“逆水行舟”四十载:中国外交理念的传承创新与中美关系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伴随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实践进程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外交理念的传承创新,即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十八大以前的"战略机遇期"与"和谐世界"构想,再到十八大以来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国外交调整、变革的客观需求,同时也为指引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航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仍须以我为主、以史为鉴,尤其以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理念为指导,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小国家大格局:挪威北极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北极治理已然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挪威是最早颁布北极战略的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机制调整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挪威虽然是国际社会小国群体中的一员,但其怀有"北极事务大国"的政治抱负,其北极战略在利益定位、政策工具选择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底蕴深厚的外交文化。中国应深化与挪威在北极事务上的合作,展开良性互动,借此增强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解读加拿大的北极战略——基于中等国家视角

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此后加拿大一直以中等国家身份自居,并将中等国家理论作为参与国际事务的指导性原则。在加拿大的北极事务中,无论是北极战略目标的确立还是北极政策的制定,中等国家特性的影子都清晰可见。中等国家视角,为我们研究加拿大的北极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加拿大的北极战略,从而更好地促进与加拿大在北极的合作。

国家建构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

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人群大体可以分为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而两大族群的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史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国家建构的视阈下探讨两大族群的互动,不仅为研究两大族群互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更有助于形成符合阐释中华大地主权建构与族群凝聚历史的话语体系。因此,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将两大族群的互动分为五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全球英国”和“印太”语境下的英印海洋安全合作展望

在“全球英国”构想和“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持续发酵的双重背景下,英国与印度的海洋安全合作有升温之势。英印海洋安全合作聚焦于印度洋区域的海洋治理,以英印共同应对非传统海洋安全威胁为主要内容,两国同时就全球海洋安全事务展开对话。英国谋求以印度为支点实践其印太战略目标,而印度则希望借英印合作提升它在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中的地位。英印海洋安全合作面临印度洋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化水平不高、英印对“印太”概念理解不同、两国间存在政治分歧,以及英国印太战略设计滞后和印度执行力不强等因素的制约。尽管如此,英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前景仍然值得期待。

新时代我国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政策基础与路径选择

有效捍卫领土主权,维护海洋合法权益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我国海洋维权工作明确了目标方向,提出了指导原则。为保证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目标的实现和各项战略任务的落实,应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维护海洋权益思想为指导,从能力建设、机制构建、理论创新等多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稳中求进,不断取得新成绩。

WTO渔业补贴谈判和海洋法的重叠性与兼容性问题研究

国际渔业管理体系与WTO渔业补贴纪律的协调,面临互动性、合法性、实效性等问题。通过贸易手段对渔业补贴进行管控,被视为能够让WTO法和海洋法实现“双赢”的管理措施。立足现行国际渔业管理体系,结合WTO实践,探讨渔业补贴纪律在制定、实施与争端解决等环节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把握WTO渔业补贴谈判进程。基于我国国情与实践,洞悉各国提案背后的动机与法理,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海洋渔业资源贸易体系。

中国与《海洋法公约》:历史回顾与经验教训

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谈判过程中,我国在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领海宽度确立、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抗海洋霸权、坚持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协商解决纠纷等方面有成功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对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宽度主张不符合亚太海域特殊情况、国际海峡通行制度考虑不完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主张损害长远利益、谈判参与程度不够等教训。在21世纪海洋法律秩序变革中,我国应该吸取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经验教训,培养充足的海洋法人才,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工作,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涉海环境争端解决程序之比较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做出了专门规定。同时,《公约》第287条规定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四种争端解决程序。这四种程序在解决涉海洋环境纠纷和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通过梳理和评析《公约》框架下涉海洋环境案件,发现国际海洋法法庭无疑在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际法院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是并未处理过多的关于《公约》解释或适用的海洋环境案例。同时,仲裁法庭并未对环境因素予以特别关注,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影响力有限;特别仲裁法庭程序对涉海洋环境的争端解决意义也不大。

“旧金山和约”与东亚领土争端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了战后对日本领土处置的基本原则方针。然而,战后随着冷战的发生,美国为建立由其主导的东亚秩序,日本为争取免受盟国的惩罚,双方互相利用、互相靠拢,从敌国变成盟国,有意改变盟国对日本领土处置的共同规定。"旧金山和约"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成为日本与中、韩、俄以及中国与南海邻国领土争端之源。

后疫情时代航运业船员权益的法律保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航运业的发展遭遇各种挑战与风险,船员的健康权益和劳动权益也受到了损害。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各国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客观上影响了船舶靠岸、船员换班,另一方面则是船员劳动权益法律体系与救助制度自身存在漏洞。基于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船员权益的保障条款和相关国家责任,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就疫情影响下的船员工作履约及救助问题作出了指导性建议。后疫情时代的航运界应建立完善的船员权益法律体系的构建,保障船员合法权益,保证船员身心健康,为船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提高船员社会地位,推动航运业的良性发展与运转。

共同开发中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定与适用

海上共同开发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然而目前大部分的共同开发协议仅对海洋环境保护做一般性规定,这使得共同开发中的环境问题的处理面临具体法律适用缺乏确定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不利于海洋环境损害预防和海洋生态保护。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以及尼日利亚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之间的合作实践是进行争议海域环境保护的良好典范。建议借鉴其共同开发协议中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充分运用环境管制手段,结合共同开发海域的区域特殊性,制定操作性强的法律规则,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治思维

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海洋事务的复杂性,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应建构功能主义法治观、回应型法治模式和交涉性法治关系,以实现规范结构的封闭性和价值认知的开放性。两岸应基于宪制规定依据近程法制、中程法制和远程法制思路进行体制整合、制度整合和平台整合,规范公权力机关与私人主体关系、公权力机关关系以及两岸与国际社会关系,进而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维护海洋权益和优化海洋治理。这需要通过完善各自域内海洋事务立法、健全两岸海洋事务协议、创新公共规制手段和检视司法机关角色等方面推动。

搁置领土争端,推动东北亚合作发展

“旧金山和约”埋下了日本与邻国之间领土争端的种子,严重影响到东亚地区稳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日领导人从中日友好的战略高度出发,一致同意搁置钓鱼岛争端,从而实现中日复交并签订友好条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倒退,甚至单方面改变两国搁置钓鱼岛争端的约定,严重影响了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当前,如何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边海争端不应成为影响各国间合作共赢的障碍。搁置领土争议,实行共同开发,是东北亚走向合作发展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