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长远所需”和“当务之急”,凸显了新形势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巨大、来之不易,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亟待弥补。我国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外部法律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外交斗争激烈,客观上要求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以法斗法”“以法制法”,丰富外交斗争法律“工具箱”,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的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同外部世界的利益融合不断加深,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正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相应凸显。随着国际格局深度演进和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也要与时俱进,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勇担国际法学人的历史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将“涉外法治”“国际法”写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法治与安全所作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加强国际法的运用与塑造。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中国国际法学人三大历史使命:一是构建国际法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因此需要尽快恢复国际法本科教育,形成国际法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建构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因此需要设立国际法一级学科。三是提高国际传播与斗争能力,因此需要打通国际法理论生产与话语传播,通过理论性话语生产、时事性话语斗争、规则性话语输出、沟通性话语调适来提高国际传播与斗争能力。

“去美元化”趋势研判及人民币国际化对策建议

“去美元化”主要围绕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三个方面展开。“去美元化”出现阶段性高潮的内在动因是美国软硬实力及美元信用基础的下降,短期诱因是美国的逆全球化转向和美元“武器化”趋势。尽管美元主导地位减弱的态势可能会阶段性加速,但美元独大的基本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去美元化”,中国在参与“美元经济”和“非美元经济”时需保持适当的平衡和弹性,夯实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制度安排,释放人民币区域使用潜力,以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平衡和满足各国在金融治理权方面的多元化诉求。

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是胸怀“两个大局”,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善用法治武器,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奉行法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坚持公平正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弘扬法治精神,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国际法治合作。这六大核心要义分别代表了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应运而生的时代逻辑、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建设国际法治的总体目标、努力方向、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对深入推进国际法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央机关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中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

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中,中央机关有对内协调和对外联络的功能。对内协调重在合理分配法院与司法部的审查权,司法部在不同类型司法协助中的审查权应当有所差异;须完善司法部对法院监督的配套措施;司法部有权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并获得答复。对外联络重在优化司法部的个案审查机制,司法部应针对现有审查标准中存在的问题,以司法协助便利化为原则,对司法协助请求作出独立的判断;拓展法律信息沟通的范围,完善法律信息沟通平台;积极制定和修订双边司法协助协定,落实双边协定的争议解决机制。

准确把握“涉外法治”概念内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一项重要创新发展,凸显了涉外法治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法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准确理解"涉外法治"概念要推本溯源,厘清"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的相互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涉外法治"的时代逻辑。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飞跃是其理论基础。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国家法治与国际法治,虽属两个不同的治理范畴和法治体系,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作为国家法治中的涉外一翼,涉外法治在国家法治和国际法治这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布局,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与国际私法的发展——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20年年会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论坛综述

2020年11月14日至15日,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20年年会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主办,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会议主题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与国际私法的发展”。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张兰,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朱学红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副会长丁伟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9年年会综述

2019年7月5日至6日,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9年年会在广西桂林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和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主题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共有来自国内外高校、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300多名代表参加此次盛会。年会共收到会议论文127篇。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

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蓝色经济和产业合作、海上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区域海洋治理探索等方面。然而,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合作机制碎片化且作用有限、法律基础以软法为主和约束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国内立法体系庞杂、内部争端的存在和外部势力的影响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未来发展,首先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后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利用协调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软法向硬法过渡、拓展“蓝色”合作领域以及建设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等。

论未来国际法学院之建构———以发展中国家国际法需求为切入点

国家间竞争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际法视野下的规则之争,熟悉并能灵活运用国际法的人才则是重中之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国际法是“舶来品”,亦多处于“学生”状态,不利地位显而易见。但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法有着自己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文明与规则方面竞争不断,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导致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法教育有着现实需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一员,在当前国际新格局下,基于已有的国际法教育基础和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国际法治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下,应牵头建构未来国际法学院。教育是可以秉持趋向“全球共同利益”的,基于其建构原则,其定位是一所多元化、产业化、全球化的国际法学院,通过发布倡议、聚焦课程建设、搭建平台和体制、注重人才培养等路径,建构名称可定为“发展中国家国际法学院”,最后可考虑成为联合国大学的成员,推动发展中国家国际法律人才培养。

破解法学教育困局 加强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新形势下,高校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既是服务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所需,也是当务之急。在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关键是要下大力抓好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人才使用的“需求侧”,关键是要着力打造有利于涉外法治人才成长的需求环境。

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启航的“一带一路”,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走过初创十年,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是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就,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开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稳步推进,日趋完善。面向未来,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法治保障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必须坚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继续稳步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建设。

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里程碑——论中国首部《对外关系法》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系统集成和守正创新

制定《对外关系法》是对外关系领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提高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成果,也是立法领域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增强涉外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的重大进展。该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既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形成对外关系法律体系“一体两翼”的基本格局,也从微观层面构筑起“四梁八柱”的法律支撑;既充分体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以贯之,又充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与时俱进,守正固本、创新发展的意涵浓郁,堪称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系统集成之作和守正创新之作,在涉外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博大精深、兼收并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指向,其实践逻辑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进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两期叠加,应运而生;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国际法治理论与实践与时俱进的传承发展,既有高度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创新性;理论逻辑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广泛汲取东西法治文明精华,打造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在国际法治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对深入推进国际法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美国对华经贸的“脱钩”与“再挂钩”:思想渊源与现实逻辑

从中美竞合的经济逻辑来看,美国国内、中美双方、全球多边三个维度均呈现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存的整体态势,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的政策行为难以使中美经贸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存的经济基础在短期内发生质变。因此,拜登政府提出的“再挂钩”表述更多是对于特朗普政府一边倒的“脱钩”政策的阶段性和局部性回调,而非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根本性、整体性逆转。美国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将在贸易、产业链、科技等领域保持较长时间的“脱钩”和“挂钩”并存局面。中国应做好短期与长期两手准备,既要在短期内积极维护和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重点防范产业链和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又要着眼于中美大国竞合的长期规律,以自身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对冲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不确定性。

WTO临时上诉仲裁机制:性质、困境和前景

在上诉机构停摆的困局下,部分WTO成员达成《依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创设了临时上诉仲裁机制。MPIA不是国际条约,而是符合DSU第25条的上诉机构程序的替代。它依循上诉机构程序,又尝试针对上诉机构改革中的若干焦点问题,特别是超时和审查范围问题,作出制度设计尝试。尽管作为新生事物,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在参加成员、程序启动、经费和秘书支持等方面面临困难,但鉴于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功能的重要性和制度的创新性,临时上诉仲裁实际运作后会吸引更多成员的加入和适用,运作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前景依然光明。MPIA的成就取决于其实际运作情况与是否能在解决具体争端的同时提供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规则解释。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上诉机制改革的分歧与展望:一个文献综述

ISDS上诉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讨论焦点。从理论起点到制度设计再到各国立场,均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关于建立ISDS上诉机制的理论起点,争议主要集中于上诉机构在解决ISDS机制一致性和准确性问题方面的作用以及有关终局性与效率的讨论。关于ISDS上诉机制的制度设计,分歧主要存在于审查范围与标准、上诉效力、审裁员选任、裁决执行等方面。作为政府领导型的改革,国家在ISDS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由此反映出不同的路径偏好和动力差异。有关ISDS上诉机构改革的分歧从根本上体现了国际投资法治正围绕着"南北矛盾"及"公私矛盾"演化形成新的平衡。尽管如此,ISDS上诉机制改革仍有望在提高仲裁员的公正性与专业性、提高仲裁效率等已有较高程度共识的领域形成突破并向前发展。保护主义抬头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的外部环境亦呼唤ISDS上诉机制改革为提升全球投资治理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美国对外制裁历史凸显出的霸权主义本质

对外制裁已成为美国维护霸权地位、谋取霸权利益的主要政策工具。实力地位让美国实施对外制裁肆无忌惮,法律是美国滥用对外制裁的遮羞布,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实施对外制裁的常用借口,拉拢、胁迫他国作为帮凶是美国实施对外制裁的惯用伎俩。美国滥用对外制裁的不光彩历史和近期的变本加厉,应引起国际社会充分警惕,我国要利用多边渠道凝聚反对美国对外制裁的国际共识,积极运用国际法武器加强法律斗争,继续完善国内反制裁立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权之维——以国家治理的价值效能及其评价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终极价值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应有之义。人权的实现、发展和保障状况,是衡量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质量、水平的重要尺度。由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来评价本国人权状况,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来源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政治特质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国家治理效能是决定人权保障水平的核心因素之一。评价人权状况至少应从全面性维度、公正性维度、科学性维度、可比性维度等方面展开。人的价值性和目的性、国家治理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决定了评价人权状况和水平的依据是人民的满意度。这一命题在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上,对于解决国际人权话语秩序的公平性、正义性与合理性问题,对于全球人权规范治理,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包容性发展具有积极的“公理”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