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与武汉大学——献给武汉大学建校110周年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武汉大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1 92 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首开政治学课程 ,到 2 0 0 3年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通过政治学 (一级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评审 ,整整经历了 80年。其间 ,停停办办 ,分分合合 ,既有解放前由周鲠生、李剑农等著名学者带来的辉煌 ,也有解放初期的低沉消落 ,更有今日以刘德厚等知名学者所引领的政治科学研究的繁荣。政治科学在武汉大学的发展 ,就如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一样 ,在经历了波折之后 ,正稳步向前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政治权力的双重面相

当前,人类逐渐迈向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项不可忽视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不仅冲击着现代政治中的价值基础,更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和关系体系,这尤其体现在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内含的高效率、多中心、强依赖、硬门槛、黑箱化、情境化特性影响着政治权力的主体结构、作用范围、运作方式和作用效果,引导着政治权力或者走向"数字集权",或者走向"数字民主"。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处在飞速发展之中,受其影响,未来人类政治权力的面相究竟如何我们尚不能妄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必须从政治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文化障碍及克服途径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图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出发,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障碍,并力求寻找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以求教于同仁。

试论宗族观念对农村基层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宗族观念是宗族制的产物和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宗族制的产生而产生,并为这一制度的巩固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宗族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中贵族内部确定其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它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却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被吸收、保留,并不断发展、深化,与封建制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稳固和延续下来,并一直影响到今日的中国。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以血缘崇拜、祖先崇拜、传统崇拜为主要特色的宗族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这种影响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人民内部利益关系新格局与政治稳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恩全集》第一卷第82页）利益的社会本质是“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的表现，（《马恩选集》第二卷第537页）利益关系构成了社会矛盾产生的最直接根源．利益对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有决定作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6页）人们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生活，结成一定的政治关系．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也改变着权力的具体形态。首先,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权力。在形式上,网络权力是一种人人自由驰骋网络的自主权利;但实质上,网络权力却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强制力,一种人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内在影响力。其次,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通过追踪、监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进而在注意力规训和思维方式规训中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制和重塑。此外,无所不能的智能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算法权力,这种算法权力既可能使我们面临知识精英与资本寡头共谋所带来的新的人类专制,也预示着未来机器奴役人的潜在风险。很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网络权力、数据权力、算法权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规训的三种新路径。而这必然会反映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当中,进而对以权力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去中心化与集中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

互联网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弱化了传统科层组织包括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单向度权力结构,个体、社会组织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都得以成为平等的话语主体,话语权由政府这个传统的权力中心向社会弥散,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呈现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但与此同时,那些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及少数知识精英,在资本与数据逻辑的主导之下,又获得了处置个体信息甚至控制政治议程的权力,话语权由网络空间分散的个体向新兴资本与知识中心聚合,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特征。表面上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走向呈现出去中心化与集中化的悖论;但本质上,权力仍然是那些掌握着社会最丰富资源的群体的一种影响力。权力永远依附于特定的资源,这种资源既可以是传统社会的政治或军事实力,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或财力,还可以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或知识,权力基础的这种变化,正是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

在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新时代的智理属性,既是中国特色数字化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是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包括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政务体系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建设,以及乡村数字治理对经济社会民生的推动这三项内容。乡村数字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现。其中,初显轮廓的浙江模式、湖北实践和贵州经验,分别代表了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的实践样本,值得进一步的跟踪观察和分析研究。

去极端化:善治情景下新疆治理困境多维度探析

我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既由多变的外部情景形塑,也由多样的内部情景形塑。从内部情景来看,我国国家治理首先面对的是各省域单元治理场景的不同,各省域单元实现优良的治理是实现整体性优良国家治理的前提,而要实现整体性的优良国家治理,实现边疆省域的优良治理是关键。有史以来,新疆始终是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领域关注的重要边疆区域。21世纪以来,新疆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既是国家经略东南,稳住西北的核心组成,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全域发展的核心战略区,新疆的省域治理优良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双重布局的效度,因此探讨新疆优良治理之道是一个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课题。现阶段,去极端化是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范畴之一。

近代西方“防止多数暴政”思想论析

“防止多数暴政”思想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转型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所带来的阶级结构与文化传播方式的变迁、政治结构与政治思潮的转型反映到近代思想家的观念之中,产生了“防止多数暴政”思想。就整体而言,它不是一种反民主的思想,其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体现了现代基本政治价值——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它是一种在现存体制中试图调和现代社会冲突与阶级对立的努力;它完善了民主的传统经典定义;它还成为调节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

关于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的思考

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未来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各类弱势群体社会组织的障碍既有传统经济社会层面的,又有现实政策法律层面的。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必须为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法律支持,着力建设弱势群体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团体。

区块链:大数据时代破解政府治理数字难题之有效工具

将大数据以及大数据思维嵌入政府治理流程是大数据时代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意旨。但在实际的操作流程中,因数据真实性及低效力问题、数据孤岛阻隔现象以及数据安全性威胁,使得政府面临有效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之掣肘。针对多重掣肘,近几年兴起的区块链技术,是P2P组网技术、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技术和智能合约等多种技术的综合创新,在政府治理中具有数据价值化、技术流程去中心化、数据安全化以及新型信用等不同于其他信息技术之属性。通过以上多种技术的组合创新,区块链能够提高数据真实性以创建政府治理的信息基础;能够促进政府各层级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实现数据共享以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更能够保障数据安全以提高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简言之,如能适当运用,区块链可以成为破解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数字难题的有效工具。当然,区块链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技术的完善和应用效果还需观察,而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宜盲目夸大。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对 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功能分析，指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公平，而不是效率，并提 出了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具体措施。

和谐社会的制度根基——法律和谐论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从产生时起就具有和谐的本性,它渊源于原始人维护社会和谐的规则,产生于人类维护社会和谐的活动。法律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制度根基,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是法律本质的反映。然而,法律和谐不是从一开始就能达到完美的状态,而是随着社会和谐的发展而演进。社会主义法律和谐是法律和谐的高级形态,它以秩序和正义为基本价值,以稳定性、确定性、一致性等为形式表征。目前,我国法律在整体上是和谐的,但和谐的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整合法律价值冲突、消除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法律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我国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分析

十多年来，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推动了农村政治民主建设，农村的民主决策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在调查湖北省农村民主决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加速我国农村民主决策科学化进程的建议；用法律完善农村各组织职权关系、完善村民会议的议事规则、提高村民决策素质、培育农村民主文化。

德罗尔的宏观政策分析思想

德罗尔的宏观政策分析思想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丁煌德罗尔的所谓“宏观政策分析”，简言之，即是指能够应付高层大政方针的政策分析。他通过对２４个政府首脑机构的比较研究，发现政策分析在高层领导人那里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固然有某些权力、政...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之前,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否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在国外和港、台出版的一些论著中,出于他们个人的某种考虑,都否认在魏金斯基来华之前,中国国内曾有过酝酿建党的活动.有的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共产国际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在中国国内没有建党的基础;有的则过分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传统的“人情面子”观念及其对当前政策执行的影响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在如此短暂的时期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诸如“政策走样”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偏离既定目标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这种情况在当前一个时期甚至呈现出有增无减的势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这种不良情形还会愈演愈烈呢?究其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是,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传统的“人情面子”观念对于当前政策的有效执行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