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安全法治建设的理论进路与现实走向

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在现代法治环境下,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在于推进文化安全法治建设,以法治价值和法律制度引领、规范和保障文化安全维护行为。就理论意义而言,我国文化安全法治建设的关键是要推进文化主权保护与文化权利保障的统一、文化安全规则之治与文化安全价值之治的统一、文化安全基础法建设与文化安全单行法建设的统一。就现实意义而言,文化安全法治建设的实质是要以法治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发展。当前,应立足于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现实诉求构建文化生态安全、文化权利安全、文化市场安全、文化传播载体安全、文化开放安全等方面的法治保障体系。

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的进路

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是全面调整文化权利保障领域社会关系,专门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文化权利的法规范体系。当前我国文化权利保障立法滞后、制度建设不健全,立足国情,推进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已成为回应我国公民文化权利诉求,推动文化建设及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其前提在于厘定基本原则,以明确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的理念与方向;其核心在于确立"文化基本法"与"文化权利保障单行法"相结合的建构模式,以指明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构的基本框架;其关键在于构建基础制度、核心制度、支撑制度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落实我国文化权利保障法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我国城镇公共文化参与的状况、特征及政策建议——基于我国17个省市51个社区居民调查之分析

公共文化参与,是指公民投入公共文化建设并享受公共文化建设成果的活动及其过程。城镇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状况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最为直观的体现。立足于实证调查,掌握和分析当前我国城镇公共文化参与状况及特征,把握民众公共文化参与诉求,从而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公共文化空间、提升我国城镇社区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深度与广度的政策建议,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促进公共文化领域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实现我国公共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

行政协商的治理价值及治理面向

行政协商强调的是行政主体通过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商谈、对话,以追求理性共识,推动行政目标之达成。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又是回应我国行政治理诉求的新手法。行政协商不仅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法治、民主和人权价值,而且其应用能够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治理、行政过程治理及行政司法治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行政协商的运用为我国行政法治、行政治理迈入包容性、开放性与回应性的新时代提供了重要助力。深入解读行政协商之治理价值及治理面向的过程,无疑有助于探究我国行政治理现代化之推进路径。

警察法治建设的意境、困境及路径——基于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的追问

深入推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加强警察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只有确保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才能有效规制强大的警察权,从而推进我国法律实施,促进廉洁政治、法治政府、法治中国的实现。我国警察法治建设应以树立当代中国警察核心价值观为前提,以提升公安干警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为基础,以健全公安执法制度为核心,以创新激励机制为重点着力推进。

深入推进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深入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现实需要,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相互间的合作方式和逻辑。唯有深入推进既反映普遍共性又体现中国个性的文化治理现代化,才能切实释放和激发各方主体之文化创新创造热情和活力,从而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全面发挥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结构性力量。立足中国现实国情、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深入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应当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以依法建设有为政府为基础、以全面发展有位社会为核心、以深入保障人民有归为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初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既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因而,有必要系统研究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有必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的内涵,明确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厘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的内容,明确其体系构建;此外,还应从理论研究、制度建设与实践创新等多层面,找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强化、发展的路径。唯有如此,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契合中国法治发展走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体系才能建立健全,并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

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历程和走向

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是以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重塑多元力量之文化主体性,并在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文化的治理价值与功能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大体历经了"初步萌芽"、"正式起步"、"砥砺探索"、"稳步推进"和"全面深化"5个发展阶段。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历程是推动政治附属下的文化走向具有独立治理价值之文化的过程,是推进民众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完成开放性文化市场打造、推动多元力量参与、提升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进程。当下,立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治理经验,在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下落实"人民之治"的归旨、在扩大多元参与的前提下深化政府主导下"合作共治"的格局、在加强文化法治建设的基础上彰显文化"深层治理"的价值、在面向市场深化开放的进程中绽放"文化自信"的魅力应当成为深入推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展现文化领域"中国之治"乃至中国"文化之治"的必由之路。

我国文化产业法体系建设的进路

文化产业法体系是规范、保障与促进文化产业稳健、有序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是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有效融合的重要支撑。但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盲区较多、效力等级较低,以致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反而面临着滞后的文化产业法体系的羁绊。在此情势下,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体系就成为促进我国文化法制建设,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而立足于现实国情,整合既有文化产业立法资源,从文化产业基础法、文化产业单行法两个维度着手,加强相应层面的法规范建设,从而形成涵括文化产业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系统,应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法体系建设的基本进路。

法治中国建设与文化中国建设应协同推进

法治中国从治国理政方式上阐明了我国的治理状态与治理目标；文化中国，即拥有强盛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它从精神文化内在上描绘了我国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图景。法治中国建设是文化中国建设的外在保障，文化中国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期待。只有确保二者协同推进，才能在社会主义法治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国家与公民的全面发展。

文物生态代偿制度建设的“中国路径”

文物生态所构建的是以文物为核心,以相应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为支撑的生命体与有机体。加强文物生态守护,推动文物生态创新,在守护中创新,以创新强化守护,是新时代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选择。但赓续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庞大的文物数量、复杂的文物生态、高企的文物生态毁损和失衡风险使得我国文物生态守护与创新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通过文物生态代偿制度建设,以制度化方式从自然、人文、社会等层面聚合文物生态修复、强化、发展的各种力量,形成文物生态守护与创新的"中国路径"。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物生态代偿制度建设尤为重要的是要以文物自然生态的守护与创新为基点建设文物代谢性代偿制度、以文物人文生态的守护与创新为核心建设文物功能性代偿制度、以文物社会生态的守护与创新为关键建设文物结构性代偿制度。

幸福湖北建设的基本维度

幸福湖北是湖北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属。幸福湖北建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经济社会权益，实现物质富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