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校园文学活动与文学人才成长——以武汉大学为例

大学校园是文学人才成长的摇篮。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校园走出了不少优秀作家。近三十年来,武汉大学校园文学活动格外活跃,大批文学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群体。研究这一现象,对了解文学人才成长的规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知人论世、以人代史与心史建构——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科建制

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历来都有为作家立传的传统。从学术谱系上看,这一传统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是知人论世,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现代科学精神为作家立传;其二是以人代史,以史释人,通过传主经历反映文学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三是从建构心灵史的角度重塑传主形象,再现传主的精神真实。总体而言,这些作家传记不仅反映了武汉大学严谨求真的朴学传统,而且见证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发展历史。

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章黄学术以小学为根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大潮中坚植中国古典学问,以旧学为面目,以新研为骨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升转化的本土学术。章太炎、黄侃研治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精研深赜,特色鲜明,成为清代审音和训求语原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小学传统的现代转化者。自黄侃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武昌,经弟子刘赜、黄焯等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耕耘,武汉大学逐渐在中国语文研究领域形成特色,刘赜、黄焯以其著述和教授,使武汉大学成为章黄学术传承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以降,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团队在宗福邦的带领下,自觉继承章黄学脉,祖述黄侃学术理念,以两代学人传承,萃35年之力,编成《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等巨作,续有开辟。章黄学术百年传承,展现出武汉大学人文学术中薪传和创辟相辅的优良学风。

文坛两巨星盛赞武汉大学——郭沫若与胡适比较研究札记之一

文章通过郭沫若与胡适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对武汉大学的赞美、以及对蒋介石的不同态度,分析了两人的立场、观点的根本差异。

苦难的细节，辉煌的时代——评张在军《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

收到在军先生的书稿，是在2012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我本在外地度婚假，此时我早已抛开了一切工作，当然也包括约稿、写序之类的文字应酬。但是，这本书的标题却将我的时间安排打乱。我没有任何理由地相信，任何一个“武大郎”在这样一本厚厚的书稿面前，都不会谢绝在军先生这份邀请的。况且，在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这个大日子里，面对这样一本出现在海峡对岸的学术著作（台湾秀威出版公司于2012年9月出版），之于整个武汉大学而言，都是一件值得欣慰、庆贺的事情。

探索学生骨干带动青年创新模式,实现共青团基层组织网络全面覆盖——以武汉大学“青春领航”学生骨干服务岗为例

学生骨干已成为联系学生与学校、国家政策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如何加强基层组织中学生骨干力量的培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龙头与纽带作用,是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重点所在。武汉大学"青春领航"学生骨干服务岗是对国家对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骨干培育工作要求的落实,也是具有极大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方案。

现当代文学文体互渗与述史模式反思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时代特色

左翼文学批评到了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以《七月》、《文艺阵地》、《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不同流派,它们在文艺思想上彼此有一些重大分歧。但共同的左翼身份,又使这些刊物在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文艺观念上保持了一致性。这落实在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方面,就是它们在40年代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下,特别重视战斗精神的传达,推崇人民性的标准,关注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从而表现出了左翼文学批评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

现代文学文献在其初刊、初版时多是"白文本"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献的重印,作者开始在文献上添加自注,他人(编辑、亲属、研究者等)更叠加新的他注。于是,多数文献渐失其白文本面目而被改造成了注释本,导致其文本的再建构和篇幅上的扩容。注释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使文献所含有的信息、知识、内涵、背景等得以"著明"和敞开,但由于注释的文本简短、注释者的学养不足、意识形态的干预及避讳等原因,可能导致注释之蔽。

限制阐释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研究

强制阐释或过度阐释是一种不好的阐释。好的或合理的阐释应该是限制阐释。限制阐释要求阐释主体克服“前见”“动机”等主观限制而遵从一些客观的限制,由此可以确立限制阐释的基本规则或方法。一是要用各种相关的起源性、外围性、互文性的文献去限定目标文本的阐释。二是阐释应受限于文本本身,从文本出发的阐释必须关注文本的虚实纵横等不同维度。三是阐释活动要经历文本内、文本边和文本外的多圈层阐释循环。四是阐释的最质朴的学术取径或学问根底是回归“语文学”。只有求限于这些相对客观的阐释规则,才能抵抗场外理论的过多征用,对治文学阐释的“无限”症候。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观念的变化,以及高校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使当前高校的教学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培养大学生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提高他们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等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也只有完成由重视知识传授向重视培养能力与训练素质的转变,从而更好地发挥这一课程的教学功能与价值。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观念的变化,以及高校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使当前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在新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由过去的重视知识传授到现在重视培养能力与训练素质的转变,更好地发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的教学功能与价值。现当代文学教学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提高大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等。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有促进作用的。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观念的变化,以及高校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使当前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在新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由过去的重视知识传授到现在重视培养能力与训练素质的转变,更好地发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的教学功能与价值。现当代文学教学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提高大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等。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有促进作用的。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谈谈武汉文化的软实力

武汉再度崛起,因此有必要研究武汉,提升武汉的文化软实力。武汉素以"码头文化"为人所知,但码头文化与革命历史的关系却少有研究。武汉的水文化、商业文化、文学传统与教育优势虽然经常为武汉的学者所论及,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宣传。本文试图通过对武汉文化综合实力的多角度回顾与研究,为武汉文化研讨拓展思路。同时,指出武汉文化的短板,思考进一步提升武汉城市文化的影响力的问题。

宽容下的纵恶,坚忍中的麻木——“汉味小说”中武汉市民文化精神的一种状态

以何祚欢"儿子"系列为代表的一些汉味小说,展示了武汉市民文化精神中宽容坚忍、勇于担当的一面。这似乎为俚俗、粗鄙的武汉市民文化增添了一丝亮色,然而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恶俗、粗鄙的蔓延。发掘武汉市民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引恶向善,贬丑溢美,以文学的手段表现更加丰富多彩的武汉地域文化特色,这是"汉味"作家创作的一个方向。

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文学: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为了消除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力感,教育者必须和受教育者进行平等互动,既要善于挖掘文学资源中丰富的情感因素,又要敏于借鉴文学研究中的"平凡叙事"和"期待视野"理论经验,走出教育模式转型的三条路径。

“文学”的有无——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一.近年来,随着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文学理论也渐有移除“文学”、再造新质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文论界有不少学者都致力于祛除文学理论的工具论色彩,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可以无需文学经验的独立的知识系统,它不仅依靠自身生产知识(比如做某一文学理论知识的学理性阐发),而且还能借此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简言之,“文学理论无文学”的学术思潮,或者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业已改变了我们对理论和创作之关系的固有认知。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文学史上的“跨界”现象与文学史的学科边界

文学与哲学的“跨界”、文学与史学的“跨界”、文学与艺术的“跨界”,构成了文学史上三种主要的“跨界”现象,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因而有不少共同的关注对象。在“跨界”现象的编纂处理中,文学史的学科边界以两种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中国文学史是否给予一个历史人物较多篇幅,依据的是其文学史地位,而不是哲学史、史学史或艺术史地位。其二,文学史面向历史上的文学活动,而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等面向历史上的哲学活动、史学活动或艺术活动,它们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描述重点、不同的评价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