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章黄学术以小学为根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大潮中坚植中国古典学问,以旧学为面目,以新研为骨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升转化的本土学术。章太炎、黄侃研治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精研深赜,特色鲜明,成为清代审音和训求语原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小学传统的现代转化者。自黄侃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武昌,经弟子刘赜、黄焯等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耕耘,武汉大学逐渐在中国语文研究领域形成特色,刘赜、黄焯以其著述和教授,使武汉大学成为章黄学术传承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以降,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团队在宗福邦的带领下,自觉继承章黄学脉,祖述黄侃学术理念,以两代学人传承,萃35年之力,编成《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等巨作,续有开辟。章黄学术百年传承,展现出武汉大学人文学术中薪传和创辟相辅的优良学风。

当代校园文学活动与文学人才成长——以武汉大学为例

大学校园是文学人才成长的摇篮。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校园走出了不少优秀作家。近三十年来,武汉大学校园文学活动格外活跃,大批文学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群体。研究这一现象,对了解文学人才成长的规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知人论世、以人代史与心史建构——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科建制

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历来都有为作家立传的传统。从学术谱系上看,这一传统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是知人论世,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现代科学精神为作家立传;其二是以人代史,以史释人,通过传主经历反映文学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三是从建构心灵史的角度重塑传主形象,再现传主的精神真实。总体而言,这些作家传记不仅反映了武汉大学严谨求真的朴学传统,而且见证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发展历史。

文坛两巨星盛赞武汉大学——郭沫若与胡适比较研究札记之一

文章通过郭沫若与胡适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对武汉大学的赞美、以及对蒋介石的不同态度,分析了两人的立场、观点的根本差异。

苦难的细节，辉煌的时代——评张在军《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

收到在军先生的书稿，是在2012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我本在外地度婚假，此时我早已抛开了一切工作，当然也包括约稿、写序之类的文字应酬。但是，这本书的标题却将我的时间安排打乱。我没有任何理由地相信，任何一个“武大郎”在这样一本厚厚的书稿面前，都不会谢绝在军先生这份邀请的。况且，在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这个大日子里，面对这样一本出现在海峡对岸的学术著作（台湾秀威出版公司于2012年9月出版），之于整个武汉大学而言，都是一件值得欣慰、庆贺的事情。

探索学生骨干带动青年创新模式,实现共青团基层组织网络全面覆盖——以武汉大学“青春领航”学生骨干服务岗为例

学生骨干已成为联系学生与学校、国家政策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如何加强基层组织中学生骨干力量的培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龙头与纽带作用,是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重点所在。武汉大学"青春领航"学生骨干服务岗是对国家对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骨干培育工作要求的落实,也是具有极大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方案。

限制阐释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研究

强制阐释或过度阐释是一种不好的阐释。好的或合理的阐释应该是限制阐释。限制阐释要求阐释主体克服“前见”“动机”等主观限制而遵从一些客观的限制,由此可以确立限制阐释的基本规则或方法。一是要用各种相关的起源性、外围性、互文性的文献去限定目标文本的阐释。二是阐释应受限于文本本身,从文本出发的阐释必须关注文本的虚实纵横等不同维度。三是阐释活动要经历文本内、文本边和文本外的多圈层阐释循环。四是阐释的最质朴的学术取径或学问根底是回归“语文学”。只有求限于这些相对客观的阐释规则,才能抵抗场外理论的过多征用,对治文学阐释的“无限”症候。

“文学”的有无——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一.近年来,随着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文学理论也渐有移除“文学”、再造新质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文论界有不少学者都致力于祛除文学理论的工具论色彩,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可以无需文学经验的独立的知识系统,它不仅依靠自身生产知识(比如做某一文学理论知识的学理性阐发),而且还能借此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简言之,“文学理论无文学”的学术思潮,或者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业已改变了我们对理论和创作之关系的固有认知。

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文学史上的“跨界”现象与文学史的学科边界

文学与哲学的“跨界”、文学与史学的“跨界”、文学与艺术的“跨界”,构成了文学史上三种主要的“跨界”现象,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因而有不少共同的关注对象。在“跨界”现象的编纂处理中,文学史的学科边界以两种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中国文学史是否给予一个历史人物较多篇幅,依据的是其文学史地位,而不是哲学史、史学史或艺术史地位。其二,文学史面向历史上的文学活动,而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等面向历史上的哲学活动、史学活动或艺术活动,它们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描述重点、不同的评价尺度。

兼性阐释视域下的大学通识教育——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平议

马一浮的“六艺论”学科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在兼性阐释的视域下重新审视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其长处是“学”兼中西与“史”兼正变。前者指“六艺论”兼和了国学的“六艺代四部”与西学的“六艺统摄西来一切学术”,后者指“六艺论”既基于“四部之学”和“西学中源”两种受西学“冲击”而“反应”的近代学说,又是对它们的“反应之反应”,二者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文明关怀。不过,“六艺论”学科观片面强调“六艺”的权威地位,因此陷入了封执己见的误区,由“兼和”走向了“偏执”。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当代价值,在于如何重建“经典中心”,如何重塑“兼性思维”。

敦煌与佛传文学

敦煌留存有大量造型艺术及文字资料,公元4世纪左右,最早期的敦煌壁画中便已有了与佛传故事相关的内容。从佛传类壁画和写本中,可以探知统治者和宗教人士传教的目的,以及宗教徒的关心点所在。壁画和写本多取材于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佛传故事,传承的依据是从佛经中摘录出来的抄略。公元9—10世纪,口传佛传故事逐渐被整理为讲唱文本。壁画、口头传承、讲唱文学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流传开来。

新中国早期文学史范型的创设与调适——从红皮本到蓝皮本

“新中国早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7年,即从1949年到1966年。北京大学55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是这一时期集体写作文学史的先声,创设了新的文学史话语,却忽略了文学史的教材属性和传递知识的职能。其修订本黄皮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社科院本、游国恩等主编的蓝皮本在红皮本之后相继问世,增强了对文学史教材属性的关注:叙述方式从“以论带史”到以史为主,史料的选择、使用更为全面,作家作品、文体知识等的叙述更为充实准确,文学流派和文学风尚的演变脉络更为清晰,建构起了较为严整的知识体系。王水照前后参与了红皮本、黄皮本和社科院本苏轼部分的编写,对比他对苏轼的不同叙述,可以对新中国早期文学史范型的调适获得深切认知。

微观史学与非虚构文学文本叙事之比较分析——以《蒙塔尤》与《中国在梁庄》为例

《蒙塔尤》与《中国在梁庄》分别代表了微观史学和非虚构文学两类不同的体裁,但两者彼此之间却呈现出微妙的关联。在叙事内容层面,两部作品都从微观视角塑造了一座村庄中普通个体的生命现场;在叙事结构层面,两部作品都构建了一种共时性的叙事;在叙事意图方面,《蒙塔尤》试图剖析一个村庄中结构化的抽象因子,而《中国在梁庄》则与之相反,更多地呈现广延的经验因子。两部作品共同反映出当代书写将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相融合的叙事策略,在肯定其在叙事层面上的创新价值的同时,也有必要从其它同类作品进一步探寻叙事中纪实与虚构的关系。

张之洞兴文理念与近代湖北文教兴革

张之洞从学政到总督,前后近二十年致力于近代湖北的文教兴革。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危局,如何实现救亡图存,张之洞明确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倡导“通经致用”致力于传统书院的改制,提炼“中体西用”开启新式学堂的践行,文教兴邦成为张之洞一生的烙印。张之洞以“广雅之度”凝聚士人以储才育林,以“会通中西”开设文化辅助部门以健全新式教育机制,以“匡济时艰”创建书院、学堂以达文教兴邦,尽显政治家型教育家的风范。张之洞湖北文教兴革的当代启示在于其坚守儒家传统诠释了文化自信,兼容西学体现了开放视野,对待西方文化呈现出肯定中有批评、批评中有吸收、吸收中有扬弃的特点。

武汉地铁站命名情况调研

根据调查统计发现,武汉地铁站名以三音节、四音节为主,简洁明了,便于识记。音律和谐,朗朗上口。武汉地铁站名多数为短语,少数为词。短语中又以定中短语为主,有少量的联合短语、方位短语和缩略语。大多采用人文景观名,自然景观名较少。武汉地铁站命名最多使用的是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名称,而较少使用商业休闲区、居住区、历史文化遗址遗迹等的名称。武汉地铁站名清晰地反映了武汉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和现代特色。但武汉地铁站名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地铁站的命名不能舍近求远,二是地铁站的命名要体现武汉特色,三是地铁站名尽量少使用已经少有人知的旧地名。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的文献价值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浙东地区的诗文名家,有《剡源集》流传于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周仪重辑、戴洵刊刻《剡源集》30卷,收录戴表元作品最多,影响最大。清代学者主要致力于集外作品的辑佚,尤以缪荃孙《剡源逸稿》和孙锵《剡源佚诗》《剡源佚文》成果最丰。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所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一部,原为董康旧物,后售归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根据书中讳字,可知其钞成于康熙年间,时代更早,且编次结构、文字内容多与晚出之本迥别。通过其中《剡源诗集补》与缪荃孙《剡源逸稿》的详细校勘,有助于充分认识这部珍稀钞本的文献价值,并为《戴表元集》整理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裨益。

“中正和平”:清初进士金德嘉的文学风格

金德嘉既是清代湖北一名杰出的文人,也是清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值得重视的大家,著述甚夥。其诗歌来源于生活,题材丰富,风格特征是“醇雅古淡,中正而和平”。金德嘉的人格、诗学取向等因素,决定了其诗歌能够形成“中正和平”之气,而逢迎清代顺、康之治,进一步促使他形成了“中正和平”的诗风。金德嘉以仁义道德为文章,颇得宋代欧阳修的风神。其散文善于通过叙述人物事迹来呈现其仁义道德的认识,而议论则是他阐发仁义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法。于金德嘉而言,儒家经学不仅是文学的本源,也是治国的根柢。

现当代文学文体互渗与述史模式反思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