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校共建”模式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

"部校共建"构筑出党委部门、高等学校、主流媒体"三结合"的新闻人才培养大平台,是当下中国新闻教育界一股持续升温的新热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部校共建"的核心环节,二者相辅相成。本文以共建院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和小组讨论的方法,分析了"部校共建"实施中的"价值悖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困境挑战、"部校共建"对于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践意义,同时考察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源头活水模式"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打造品牌专业 培养特色人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继续教育走创新发展之路

一、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培养特色人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于1983年，前身为武汉大学新闻学系。经过20多年的建设，学院已发展壮大并形成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传播系，开设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传播、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专业和专业方向；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全国传媒类唯一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全院专职教师52人，其中正副教授32人，博士生导师17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700余人，硕士与博士研究生597人。

优化预答辩制度提升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探索与实践——以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在整个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是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由于生源质量和培养条件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同部委高校、东部高校相比一直存在较大的差距。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通过预答辩制度的设置,以及对预答辩功能定位、程序设置、审核要点和结论使用的优化,使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其探索示范意义明显,可供其他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借鉴和参考。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教育中的现存问题与提升路径探析——以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为例

随着学科的发展,研究方法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愈发凸显。但与之相对的是,国内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教育仍然有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以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为例,探讨在"实践强化"思维指导下的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方法课教育效果所带来的提升作用。

本科生全育人导师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为例

本科生全育人导师制是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构建和实施的一项人才培养与管理制度,通过多年来的实践,该制度已经初见成效,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但在导师准入制度,导师工作规范,师生关系定位,激励机制完善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本科生全育人导师制,学院应规范导师准入制度,加强导师资格审核;制订基于专业定位的指导方案,明确指导任务;构建朋辈师生关系,搭建畅通的沟通渠道;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导师指导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以此来确保制度执行的可操作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协同育人建设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是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交叉性、实践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需要协同育人。新闻传播学科的协同育人建设包括政府、院校、媒体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多主体协同,包括思政要素、技术要素、文化要素在内的多要素协同,以及包含与成长链对应的知识链、与产业链对应的能力链在内的全链条协同。新闻传播学科协同育人建设中还应坚持新闻传播学科的主体性,形塑协同育人体系的科学性,强化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性。

乡村全面振兴的东乡画卷——武汉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赴甘肃东乡开展活动见闻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并作为党和国家“七大战略”之一写入了《党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标志着党和政府“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政治娱乐化、政治参与和在线协商——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院长访谈

迈克尔·德利·卡皮尼（MichaelX．Delli Oarpini）教授①是，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名家，自2003年至今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第四任院长（涵化理论的创始人乔治.格伯纳曾于1964—1989年担任该院第二任院长）。笔者2016年在该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就政治传播中的热点话题对卡皮尼教授进行了访谈。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做有思想的新闻人 负责任的传媒人”

老师们回忆创办之初,系里只有总面积三五十平方米的几间房,冲洗照片的暗房由公共厕所改造而成。1000多元钱买来了5台“珠江”牌相机,学生的桌椅由老师们自己用板车拖回来。学院与近50家国家级媒体、省级媒体、知名网站和广告公司签订正式实习协议或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围绕京广线上的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深圳五个中心城市建立稳固的实习基地,打造了一条“实习京广线”。学院长期凝练的“制度化推进实践教学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创新”获得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进展——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组织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在武汉举办了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27位学者以及来自台湾、香港、大陆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是近几年来国内新闻传播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基于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数据新闻传播形态分析

数据新闻凭借其特有的视觉化和交互性特点,在这一领域独树一帜,在增进信息传播效果与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方面颇显成效。关于数据新闻对受众影响的变化,数据新闻展示出独特的传播特质与受众互动模式。这些特性不仅拓宽了新闻传播的途径,也对新闻产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认识和掌握数据新闻在当今媒体环境中的地位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为新闻传播领域的创新提供宝贵的参考。

保持连接背后:错失恐惧的问题场域与传播学研究趋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演进、移动终端的逐渐普及,互联网用户与网络连接的时间逐渐变长,错失恐惧现象作为一种个体的弥散型焦虑心理引发了广泛关注,并有演化成普遍的社会症候的趋势。以国内外多学科的研究文献为基础,对这一新兴现象进行阐述,关注其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倾向和趋势,并针对移动社交媒体环境提出错失恐惧研究的意义。

传播学视野下中国形象研究的探索与趋势——基于主要新闻传播期刊及大学学报的分析

一、中国形象研究的探索区别于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侧重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形象在国际决策中意义的研究路径,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与传播策略。本文对国内从1996年1月至2019年3月的主要新闻传播期刊及大学学报的250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并总体呈上升趋势。

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探索

介绍了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显著成效,阐述了实验中心以创新的教学理念为先导,在构建实验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学体系中所凸现的应用型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鲜明特色。还就建立开放式办学的运行机制,文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示范辐射和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探讨。

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笔谈

新闻传播学科所属各专业的实践性、应用性极强,实践教学在培养合格新闻传播人才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作为实践教学重要内容的专业实习,则在本科生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将储备转化为能力,由准新闻人、准传媒人蜕变为新闻人、传媒人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总结长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的规律,构建并实施了"以课堂实验、实践教学为基础、以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为提高、以专业大实习为创新"的梯形结构的传媒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并取得突出成效。为此,我们组织了下列五篇五章,就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专题进行讨论。

我国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研究——基于55家院校调查数据

基于国内55家新闻传播院校的调研数据显示: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范围在扩大,'跨学科'特征愈加明显,课程'存量'与'增量'之间矛盾突出,不同专业对学院平台课程的评价不同,不同专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排序亦有差异,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对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自我满意度普遍不高。

数字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本科核心课程的变化与问题——基于21位院长访谈的研究

通过对访谈文字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分析发现:平台课方面,学校通识选修课部分承担学院平台课(专业基础课)的职能,设置范畴通识化、跨学科化,修读方式不拘一格;专业课方面,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指向,淡化专业必修课,课程群自选模式普遍,加强实践课程并呈现产学研协同化。课程设置依然存在以下困惑:博与专的平衡、传统(文科)思维、规模与个性的矛盾、技术跟进与基础教学的矛盾、师资困境等。基于此提出数字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本科核心课程的取舍和体系的构建问题。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中的偏向与规制——以ChatGPT为例

ChatGPT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信息传播技术出现了重大突破。它凭借预训练和大模型获得了强大的“泛化能力”,可以基于上下文内容推断出最合适的答案。然而,作为基于概率推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内部推断逻辑来看,基于人类文本知识进行预训练的模型,会复刻人类社会的偏见与缺陷,在传播过程中会进一步强化偏向,忽视边缘群体。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介入,ChatGPT也会受到资本力量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阶段防止偏向的发生,同时也要发挥行业力量、制度优势和用户技术素养,共同引导其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