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诱致的产品差异化与相关市场界定

知识产权的繁荣导致市场竞争中产品同质性的衰减,从而导致市场竞争中出现了大量的差异化产品。知识产品在功能和特性上的差异可能对相关市场的界定结果产生影响,因为知识产权的构成特征易于形成差异化竞争且特殊的成本结构使知识产权拥有较小的价格弹性。但知识产权诱致的产品差异化并不排斥需求替代产品的产生,而且知识产权需要与特定的市场进入排斥条件相结合才能形成市场力量。

规制“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适用

由于具有复杂的竞争效果,对“二选一”行为的规制通常需要在《反垄断法》的制度框架下从行为动机和能力来源的角度对“二选一”行为的违法性分析以及效率抗辩进行考察。作为一种常见的交易安排,对于互联网市场中的“二选一”行为,还应特别关注其独特的市场特征和竞争状况。同时,适用《反垄断法》规制“二选一”行为,还须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同时,还应关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协调和适用,从而建立全面、科学的规制路径。

“互联网+”商业模式保护路径初探

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通常介于知识产权与公共领域之间。需要根据“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形式并结合个案情形,对商业模式中适格的知识产权客体适用知识产权法进行权利保护,对商业模式的诚信经营行为则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保护路径来保护。

金融商业方法的专利适格性探析

金融商业方法是否具备专利适格性事关其能否被纳入专利制度进行保护。虽然商业方法专利的法律边界受到Alice案的巨大影响,但该案判决结果并未将商业方法完全排除在可专利性主题范围之外。若金融商业方法发明涉及法定不授予专利的抽象概念,则技术方案中必须包含特定的附加要素使权利要求能够转化为符合专利申请要求的发明构思。在判断附加要素是否使权利要求"明显多于"抽象概念时,应以现有技术为判断基准,整体审查权利要求是否改进了特定技术领域以及是否改进计算机本身的功能。若权利要求仅利用计算机来实现某个抽象概念或仅藉由计算机的一般功能则无法认定与抽象概念存在本质区别,从而不能认定其专利适格性。

文化宪法建构中的"国家与文化之关系"

文化宪法作为对宪法上文化条款做体系化解释的重要路径日益受到重视,但在如何处理'国家与文化之关系'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存有不同意见。'国家与文化之关系'的类型学说作为一组分析工具可以有一定的功用,但不可对其附加宪法规范的属性,尤其在处理经历过巨大变迁的八二宪法时,这一分析工具更不宜成为文化宪法之理论建构的先入之见,应当回归到以宪法第47条之文化权条款为中心的路径,寻求一套有关文化宪法的融贯论述。

全数据模式的幻象与网络大数据的代表性

大数据时代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大数据是"样本=总体",因此它不存在采样偏差和数据代表性问题。虽然大数据驱动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诸多成果,但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可见,"总体数据"是相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而言的,大数据时代并不能保证社会科学开展全数据模式研究。数字鸿沟、用户偏好等客观存在的问题,使网络大数据往往是用户自我选择样本。在很多情况下,"全数据模式"只是缺乏深思明辨而勾勒出的一幅幻象,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对此具备清醒的认识,方能作出高质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