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性刑事立法:概念、范围及其应对

象征性刑事立法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批判性标签。不过,就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存在范围,我国学界存在明显的分歧。由此引发了对这一立法批评模式的反批评,甚至有观点转而承认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从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起源与流变中,可分别获取其积极面与消极面,即作为价值建构的“象征”以及法益保护机能的缺失。象征性刑事立法应被界定为完全没有法益保护机能仅以价值认同为存在根据的罪刑规范。目前的学说要么过于侧重其表象,要么过于狭隘地理解了法益保护机能的实现方式,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批判的误用。肯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观点,低估了其负面效果,高估了其对民众情绪的意义。欠缺适格的法益、法益侵害归因错误和违背刑法保护法益的作用机理,都可能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对象征性刑事立法,可通过立法进行纠正,也可以通过司法限缩等方式予以补救。

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源流、体系地位与行刑界分

在思想渊源上,法定犯的本质常与实定法的禁止联系在一起,行政犯则与警察秩序、行政不服从等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两个常被等同的概念所对应的犯罪,在制度中不断膨胀。但有关其界定的观点,多与当今的犯罪本质观法益侵害说或伤害原则脱离,由此造成这类犯罪划分既无规范意义,又隐含着被滥用的危险。以这类犯罪间接威胁的最终利益作为法益,以抽象危险犯的限制工具限制其成立范围,有助于妥当划定法定犯与行政犯的范围,为它们与典型犯罪以及行政不法的区分找到合理的标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困境与出路--以法益关联性为切入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长期面临着三方面问题的困扰:犯罪的成立范围,刑罚设置的合理解释,侦查机关的证明负担与市场主体自由之间的平衡。当前理论和实务界提出的方案,都难以全面解决前述三方面的问题。困局的根源在于该罪的罪刑设置与法益之间的关联性不足。传统通说引入的发票管理制度不具有法益的资格,无助于强化该罪的法益关联;目的犯说借助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难以弥补客观法益关联的不足;当前的抽象危险说未充分发挥抽象危险理论的潜能,对该罪法益关联的补强有限。在实质预备犯正当化根据的基础上,从典型性、适格性和显著性三个层面强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国家税收利益之间的逻辑关联,并留下反证的空间确保个案层面的法益关联,有助于充分弥补该罪法益关联性的不足,妥当限定犯罪范围并平衡稽查部门和市场主体的利益;抽象危险犯的法益通约效果,也有助于合理解释该罪的刑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