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异质性研究进展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一方面通过建立静态或动态均衡模型解释了国家之间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变化,也证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模式的差异和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等福利问题,并对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反映产品质量的指标,利用企业乃至产品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质量异质性和企业出口决策、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差异和出口品质量高低之间的关系。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的引入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很多贸易现象提供了新解释。在改进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测度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有望对贸易模式、福利效应和经济增长提供更有力的解释。

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提高——基于近代棉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美棉的引种与推广是近代中国棉业品种质量改进的代表性事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在棉花等代表性行业方面,近代中国农业的品种质量获得了较快的改进,而品种质量的改进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具体到棉业上,近代中国棉业出现了较为典型的品种质量与农业生产率"双改进、双提高"的发展趋势。棉业的这种"质量型"增长特征,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历史起点的理论认识,并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阶段的定性判断。

基于国别比较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评价

为准确衡量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利用修正的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构建了一套基于国别比较的国际质量竞争力测评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12年14个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质量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能力排名第10位，整体质量水平较低且各维度发展并不均衡，技术工人的短板突出；基于主观评价的居民满意度得分较低，突出表现为产品质量与品牌价值不高；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能力在年度间的波动较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基于此，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打造具有高质量水平的劳动力队伍；引导、支持制造业企业获取国际先进的市场准入认证，打造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发展市场化的质量服务业，为制造业质量水平提升提供服务支撑。

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应用锦标赛理论实证研究模型,通过实证数据验证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从而为企业设定合理的工资差距提供参考,并以此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本文发现企业工资差距与企业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企业产品质量随着工资差距的扩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更进一步以企业工资是否集体协商做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是一种因果性效应。因此,企业应当将员工工资差距维持在合理范围内,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产品质量。

不同类型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大五人格差异化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分析

基于武汉大学等单位2015年在广东省所获取的570家制造企业及其1 327名中高层管理者的BIF-44量表调查数据,对发展规模、注册性质、地域分布、出口行为等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的总体人格特质进行分析发现,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珠三角企业、出口企业五个维度的人格特质要普遍优于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粤东和粤西企业、非出口企业等。这说明人格特质可以用来分析群体组织特征,拓展了人格特质理论的应用空间。所以,应将人格特质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依据,企业和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劳动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的劳动技能结构,即企业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之比,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效应。通过OLS回归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发现对于当前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企业而言,优化劳动技能结构对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目前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注重提高国内技术效率的同时,也强调吸收与模仿国际的前沿技术,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来说,技能劳动力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对国际前沿技术的吸收和模仿。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有利于企业技术条件从现有最优生产前沿边界向外扩张,以此促进技术进步。建议建立企业技能劳动力数量与财税减免额度关联、针对专业技能员工形成长期发展计划等面向企业和员工双方的激励机制。

强制性抑或自愿性:我国碳标识立法进路之选择

碳标识制度因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环保成效而在域外广泛适用。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我国部分企业已开始为产品加贴碳标识,国务院也于2016年底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推动绿色标识制度的发展。然而,法律层面的立法空缺使得碳标识制度推行面临多重困境,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强制抑或自愿的推行方式。在借鉴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建议以本土现实需求为导向,基于"合法性、适当性和均衡性"的政府干预边界原则,选择分散型立法模式,以"先自愿再部分强制"的阶段性方案推进碳标识制度实施。

教育程度提高了农民工的幸福感吗——来自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证据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教育投入是否为农民工带来了非货币化的收益——幸福感?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采用单方程回归和联立方程估计的似不相关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工幸福感具有较为稳健的负向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加班时间、职位晋升和城市融入感这三个因素显著强化了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作用,而社保水平则显著减弱了这一负效应。

人格特质影响健康投资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以员工是否进行体育锻炼作为健康投资的衡量指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探究各类人格特质对健康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员工的人格特质显著影响健康投资行为,且具有因果效应。其中正向人格特质中,开放性、责任心和外向性均对健康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边际影响分别为65.0%、32.1%和40.2%;负向人格特质中,神经质对健康投资具有负向影响,边际影响为17.3%,而顺同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测评

本文以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竞争力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基于国别比较的质量竞争力测评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泰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典、瑞士等15个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70%以上国家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水平进行了实际测度。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排名第13位,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与一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3)制造业质量要素的生产效率极大地影响一国制造业质量竞争能力。基于此,本文建议,中国应着力发展以质量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政府应注重营造发展环境而非干预微观经济,并善用质量治理手段提高制造业的质量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