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院推进数字检察工作路径初探

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数字检察带动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省市检察院关于数字检察的战略部署,基层检察院积极探索符合基层检察工作实际的数字检察道路。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数字检察工作实践为蓝本,探索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工作新路径。

对民事调解进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探析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在运行中所暴露的问题凸显出对其进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在立法上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调解活动的规定尚不够完善,立法理论上认识不清是根本原因。民事调解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符合《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我国二元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

从政法协同到“数字检察+”--政法协同平台运行实践与“数字检察+”扩展初探

政法协同平台建设,打破了各政法机关间“数据茧房”,推动了各政法机关间数据的互通共享,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办案衔接的紧密,同时实现了涉案财物的规范管理和电子卷宗的高效运用。其在数据共治共享上的实践,为拓宽“数字检察+”的场域,强化检察数据与政法数据、政府数据、企业数据的融合,以“数字检察+”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拓展了思路。

新民诉法背景下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的实践与应对研究

新民诉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职权,但是没有进一步的程序和制度设置。在此背景下,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形式不一的监督探索,这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检察机关应加强在执行监督这块的应对研究。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与执法办案风险评估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是实现检察业务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形式,也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包括设立独立于其他业务部门的专门案件管理部门,实现对执法办案的统一、归口、全程、动态管理,强化案件受理、办理、结案审查以及案件办结后的环节管理,从而达到案件管理的科学化。

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从1997年《刑法》公布以来20余年的刑事立法进程,梳理轻罪立法走向;以1999年以来的犯罪结构变化,观察轻罪化犯罪态势,分析我国轻罪治理的立法基础和社会基础。结合轻罪治理的实践难题和理论争议,提出司法改革路径,包括设置合理的入罪标准,限制轻罪立法的适用范围;完善出罪细则,降低对裁量权的依赖;提升非监禁强制措施、非监禁刑的适用;建立轻微犯罪犯罪记录封存及前科报告消除制度,防止实质的重刑化趋势和犯罪“标签”泛化;更新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增强轻罪治理意识。期待通过综合施策,提升我国司法领域的轻罪治理能力和水平。

实务视角下轻罪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刑事领域主要表现为轻罪成为主要犯罪形态,在犯罪结构、刑事立法、民意基础、刑事政策等方面,轻罪治理的特征尤为明显。但轻罪治理的法律体系尚待完善,致使我国轻罪治理的整体质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以比较法为视角,结合司法实务,有必要从确定轻罪标准、构建轻重罪区分的实体法规则、构建轻重罪区分的程序法架构、推进轻罪治理融入社会治理四个维度,完善新时期轻罪治理体系建设。

当前审理虚报注册资本罪案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屡有发生，虚报注册资本罪就是其中的一种。本文就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中所发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提出意见，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研益。

从司法公信力内涵浅谈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权力在司法活动中所形成的信任度,是司法权力权威性在社会公众中的体现。司法公信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司法公信力建设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司法公信力内涵这一角度,通过对司法公信力内涵主流观点的分析,解读司法公信力的内涵,从而找出建设司法公信力的要件,并对要件做了较全面的评价和阐述,进而就司法公信力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检察视角下特情侦查毒品犯罪的处理与程序性风险分析

运用特情侦查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基于特情侦查隐匿身份进行侦查的特殊性,在定罪与量刑上要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6条“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在程序性审查上,结合实务经验,应对特情人员证言污染问题、程序规范性问题、交易当场性证据固定问题等予以高度关注,做到审慎审查,准确定性,确保打击精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