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的数学理论与传播的信息科学

在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他运用概率统计和微积分学的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电信号”在“信道”上传输过程的物理学规律,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范式,被推崇为“定量化”地研究信息的科学模版。但是,我们认为:香农论文“定量”研究的对象,不是“信息”,而是“消息”。消息,作为信息的“载体”,无论是“信号”,还是“符号”都是可以量化的。然而,作为载体的“内容”或者“含义”的信息,它没有重量、不占据空间;它也不存在于牛顿的时间中;因而不可以做物理学的时空度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香农“信息论”,实为“消息论”。在香农论文之前,人类以“语言”为载体,非常成功地构造了数千年人类社会的传播史。然而,从威尔伯?施拉姆开始,人们削足适履地按照香农的“数学物理方法”的范式,研究“传播学”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百余年来虽有进展,但是难有根本性的突破。本文作者提出,传播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它属于信息科学;我们应当运用信息科学的时空观和科学范式,重新观察和表述传播学。

论21世纪的“统一科学”:“科学 = 自然科学 + 信息科学”

本文以21世纪初叶信息科学发展成熟为分界点,分别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在信息科学成熟之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统天下,“科学 =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家不同意,说“科学 = 自然科学 + 人文社会科学”;评论者说,前者是“硬科学”,后者是“软科学”、甚至“不科学”。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家追随物理学方法论,竭力用数量和公式来描述人文社会现象,然而几百年的前仆后继没有换来成功。在信息科学成熟之后,它主张自己的“科学观”:信息的载体是物质,信息本身却不是;研究物质对象的自然科学是科学,研究非物质存在的信息科学也是科学;它甚至认为,自然科学否认“非物质”的存在、拒绝研究“非自然”之物及其演变机理,而信息科学却必须以研究信息的物质载体为前提,计算机软件科学必须以硬件科学为基础,所以信息科学是“包含”自然科学的科学。于是,作为长期模仿自然科学的失败者,人文社会科学家选择了信息科学的方法,经过“学科信息化”的洗礼,发展出信息科学的重大分支:“人文信息学”与“社会信息学”。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重新考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当然一致认定“科学 = 自然科学 + 信息科学”。

信息科学视野中的精神分析

本文指出,信息科学已经成为了一个讨论精神分析的新视角,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在21世纪初叶,由于信息科学时空观、科学观与世界观的创立,"科学=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期结束了,人们开创了一个"科学=物质科学+信息科学"的新时代。中国学者率先揭示,世界既统一于物质又统一于信息,宇宙万物无不具有"物质-信息"二重性;在信息科学的视野中,弗洛伊德提供了生命信息科学的重要内容,透彻地说明生物信号、个人自我与文化符号三个层次上人类信息的联系与互补;精神分析理论不符合自然科学的范式,但是它符合信息科学的范式。我们认为,从动物向人类转变的关键一步是语言符号的发明与创造;在没有文字的人类前史中,人类思维与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信号思维";但是,自从有了人脑之外的"符号存储"形式,人脑同时具有了信号思维与符号思维两种工作方式;人类是在信号思维中发明了符号,信号思维是符号思维之母;然而,我们的信号思维中能够、并且已经被符号化了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信号思维与符号思维的分工与合作,可能是我们解释"梦境"、直觉与灵感等心理现象的有效途径。在信息科学的指引下,"精神分析"可能成为当代心理学中一门最具科学性的科学学科。

当代自然科学的危机与理论信息科学

2019年1月,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简称“华光研究院”)登记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迄今为止“只有信息技术,没有信息科学”的历史,为自然科学“一家独大”的局面划上句号。李宗荣在2004年独创的“理论信息科学”(简称“理论信息学”),是我们华光研究院全部成果的基础;而且,他组织交叉学科研究,把理论信息学运用于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在2017年牵头建立“信息心理学”,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信息化”做出了“示范”。于是,我们的两个主要研究成果(理论信息学与信息心理学),与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所主张的解决科学“危机”的两个“途径”(生活世界与心理学),不谋而合。我们认为,继承柏拉图的“理念论”,探索人类知识积累的规律,研究人类“自我-主观”的工作机理,明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克服自然科学的危机,可以有三条途径:第一,“信息学”运动;第二,“现象学”运动;第三,“信息哲学”运动。

柏拉图理念论的日喻和线喻中的“殊相”与“共相”——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以及当代理论信息科学的“属性论”

柏拉图在“日喻”和“线喻”中讨论的理念论,有力地抵制与批判了当时盛行的智者派关于知识的“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它使得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因为科学家可以“不去管”实际可见的特殊的东西(殊相),而是处理本质的东西或普遍的东西(共相),即处理“规律”。但是,真正继承柏拉图理念论的欧陆学派,却一直被英美学派所“边缘化”;整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亚里士多德(亚氏)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范畴篇》和《形而上学》;它决定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基色,以及公元前335年亚氏重回雅典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的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不是柏拉图主义。因为所谓“理念”,不过是“水中月”与“镜中花”,是客观物质世界在我们主观精神世界中的“反映”。本文的目的是,在柏拉图日喻和线喻的“肉眼可见世界”与“心灵可知世界”中,通过两种不同的“殊相-共相”的辨析,主张与论证理论信息科学的“属性论”(十二属性),批评与补充亚氏的“范畴论”(十范畴),动摇形而上学本体论支撑的西方哲学理论框架。在当今社会,几乎每个人都乐意抱着智能手机不放,我们应当告别亚氏,“回到柏拉图”,对于理念论进行理论信息科学的解释,以利弘扬“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

康德伦理学视角下的信息心理学——一种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索

如果说在牛顿力学显露局限的时候,"量子力学"与时俱进地把物理学关于"力"的研究从宏观领域推进到微观领域,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家普遍认识到物理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僭越"的时候,"信息心理学"可以与时俱进地把伦理学关于"道德"的研究从物理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推进到信息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本文运用信息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明确地解释"自由法则"与自然法则两种"必然性"之间的区别、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试图探索出一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途径,统一地解释自然、社会和思维,从而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家更具底气,自然科学家更易接受。

论“三大体系”建设的一个途径:“学科信息化”——试以“信息心理学”为例说明其有效性

文章的基本内容围绕着“学科信息化”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而展开。作者提出一个初步的认识:与自然科学的全人类统一的知识体系完全不同,特定民族环境与文化氛围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也必须)有它自己的“特色”。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并且归纳、抽象出它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形态,以作为国际思想界、学术界的公共产品,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重要使命。而且,作者认为,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信息化”,已经催生出了信息社会特有的“时代精神”,它主要表现为信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这个有别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工具,重新认识人文社会现象、重新考察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就是一个实现“学科信息化”的过程。这种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战略性转型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中国学者必须“敢为人先”,“独树一帜”。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应当在信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建设自己特有的“三大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作者以构建“信息心理学”为例,简要地分析它的三大体系,说明学科信息化的确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最后,作者说明了“学科信息化”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

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及其学科信息化

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是心理学发展的主流,于是认知神经科学成为当仁不让的带头学科。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特性是必要的,是它脱离哲学母体的理由;但是,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的本质是信息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心理学,仅仅适用于初级的心理过程(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它会对心理现象高级过程(包含心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机制)的认识造成偏差,忽略心理过程的人文科学特性;这就是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习近平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六个基本特性: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本文作者认为,其中的“原创性、时代性”是首要的、根本的;如果我们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实践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重新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性质、范畴、方法、范式与知识框架,必然揭示出心理学的“普遍意义”。本文阐述当代心理学突破局限与瓶颈的“学科信息化”途径。

论信息的非物质属性及其与物质的关系

本文在理论信息学的视野中论述信息的“非物质”属性,以及信息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信息科学的层面上证实信息是非物质的存在。理论信息科学定义:“信息是信号与符号的含义。”在人类口语(音义结合体)中信息是声音的含义,在文字(形音义结合体)中信息是人造“符号”的含义。宇宙万物都具有“物质-信息二重性”,其间的区别仅在于本质属性的不同。对于物质,信息是“副现象”;而对于信息,物质是“副现象”。这样,既没有不具信息的物质,也没有不需要载体的信息。之所以“物质”与“非物质”能够互动,即具体的物质和抽象的信息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是由于在宇宙万物个体之内或者个体之间,物质与物质对接,信息与信息相通,物质与信息既相互独立与竞争,又相互依赖与融合。人类,动物,植物,细菌,病毒,机器人,以至无机界的大自然,都在关于物质的自然法则与关于“非物质”的信息法则的“合作”中,被运作、被表达。所以,我们可以在自然科学与信息科学相结合的过程中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

试论泛计算主义与计算信息学

泛计算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认识世界和宇宙的新观点: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系统;这个计算系统是分层次的,从基本粒子层次、到分子层次、再到生物系统层次、然后到社会组织层次,整个宇宙就展现为一个具有不同层级的信息结构的及其计算过程的系统。计算信息学是理论信息学与广义计算理论交叉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文探讨计算信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以及知识框架,初步界定它在宇宙这个巨大的计算系统中的地位。

试论康德道德律的趋势必然性——《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读书报告

理论信息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证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强调行为的"结果"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伦理学显然不属于自然科学(物质科学),不是像物理、化学、生物那样,可以实现"数量化"研究的学科。如果我们承认"一切人类活动都由道德原则所支配",那么伦理学就可以接受信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而发展出"道德信息学"或"伦理信息学",构成整个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分支学科。康德的义务论将逐步地发展成为伦理学的主流,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当然,康德在与自然法则相提并论的语境下,提出道德原则的"绝对必然性",些许夸张了。与物理学中"理想气体"的概念类似,自由法则、道德法则仅仅在"理想状态"中,或者只是对于符合康德标准的"理性存在者"而言,才有绝对必然性。所以,在总体上、本质上,道德法则的必然性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是一种"趋势必然性"。这样地解释康德,可能更加有利于解释者的概念自恰,也有利于康德理论的宣传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