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依法治国（市）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1998年4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司法局、武汉市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学习与实践》杂志社和武汉市法学会联合召开了“武汉市依法治国（市）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来自大专院校及有关部门的50余位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会议，就“依法治国”方面的有关问题热烈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我们仅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依法治市与干部的法治观

依法治市,作为一些城市基本市策的提出,已经十年,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依法治市工作无论在广度或者深度上,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都还存在很大距离。主要表现为一些城市的领导还没有把依法治市真正纳入议事日程;有的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市,但停留在口号上;有的提出很早,实践却滞后。

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法治协作与保障的思考

法治协作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保障。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法治协作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顺应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呼应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在司法领域强调协调动作,逐步在城市群内形成依法、守信、公正、透明、协作、高效的法治环境,才能保障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借力《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若干意见》。

如何推进武汉城市圈区域协同立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推动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协同立法作为立法领域的新事物,通过整合区域立法资源优势,满足区域改革发展的共性需求,对于落实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调解不成功,可能不是因为水平不行

随着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的逐步开展,调解已成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绝佳选择。案件调解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态,只有掌握了双方当事人的心态,调解工作才能“对症下药”。现笔者通过整理、总结过往的调解经验,来说一说那些拒绝调解的理由。经笔者整理,原告拒绝调解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多次协商未果,寻求法院判决。在很多案件中,原告在向法院递交立案材料之前.就已经与被告进行了多次的协商,双方甚至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协议,但是被告始终不依约履行,致使原告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的判决书。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的影响

已于2020年9月12日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是国际商事调解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加坡调解公约》填补了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和解协议无法在相关国家或地区予以执行的空白。《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共同构建起了调解、仲裁、审判三足鼎立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及执行框架。《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及生效,在给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处理商事调解与其他解纷机制的关系,包括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协同发展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的“二元化”路径——以完善仲裁机构内部治理结构为视角

1995年我国《仲裁法》第15条规定的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仲裁协会,至今未能成功筹建,造就了地方仲裁机构的差异化发展。在尊重仲裁制度特性并立足国情和当前政策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境内仲裁机构差异化发展的特征及制约我国仲裁公信力有效提升的主要因素,提出地方仲裁机构在当前环境下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二元化'发展方向,以及完善仲裁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的'二元化'构想。参考各地仲裁机构完善内部治理机构、提升仲裁公信力的有效实践,分析武汉仲裁委员会的'二元结合'发展模式及可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