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武汉社会各阶层政治向背的历史考察

五四运动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国家主权、民族情感、集团利益:加上舆论的压力、沉重而炽烈的氛围等外在因素,都使时人很难隔岸观火,超然其外。爱国的旗帜把除极少数国贼之类的社会中的每一份子聚合起来,无论是缙绅耆宿、豪商巨贾,抑或是一介寒儒、贩夫走卒、市井小民,都或深或浅、或显或隐、或主动或被迫地卷进了这一历史巨潮之中。

加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

最近十余年,海内洋务运动史研究是以《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姜铎、黄逸峰《重评洋务运动》而拉开帷幕的。十余年洋务运动史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最突出成果是通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阶级基础等问题的热烈争论,改变了对洋务运动全盘否定的陈旧观念,而倾向于对其作“两点论”评价即同时存在着进步与反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区精神重构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区功能遭到瓦解,社区精神也被侵蚀。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为社区精神重构提供了明确方位——以社区教育、服务、文化建设为重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居民家庭教育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从而全方位增强和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社区对居民的凝聚力。

“政论时代”的传媒与晚清社会思潮

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报业开启"政治家办报"的时代,并掀起"政论时代"的报业狂潮。作为社会思想聚合和公共舆论释放的媒介,当它们出现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在引导社会思想观念转变方面,由于近代报刊传媒具有向受众发布信息、评论迅速,与民众联系紧密等特点和优势,其在进行政治舆论建构和社会舆论动员中所起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政论时代"的报刊,在晚清社会思潮的演进和社会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武汉近代传媒业的勃兴及其对武昌首义的影响

辛亥武昌首义,是中国转向全新现代文明形态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领导策划与发起这场以驻武昌湖北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城市武装暴动的两湖籍辛亥革命党人,却是一群产生于20世纪之初的新式"读书人",即脱胎于晚清新式教育与近代都市文明的新式知识分子。探讨近代传媒在晚清武汉地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进而在武昌首义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或许是解释这一特定历史现象发生的另一个角度。

明清黄州文化科举兴盛及其社会根源

明清时期,鄂东地区文化勃兴,人才蔚起,黄州府科甲兴旺更名列各府第一。这种文化地理的变动,彻底改变了湖北文化重心长期徘徊于江汉地区的格局。探察这种文化变迁及其背后蕴涵的社会原因,是明清湖北文化史研究饶有兴味的课题,同时对研究民国至当代黄州地区人文昌盛现象,也有追根溯源的意义。

赌博与近代士林风气散论

赌博与近代士林风气散论涂文学提到赌博，人们总不免将其与市井中人、帮会无赖、商贾政客连在一起，很少想到清雅狷介的士大夫也会涉足赌界，甚至沉湎其中的。的确有不少文化人以卫道者自居认赌博为不耻，＂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以劫杀...

井冈山精神形成新探

本文认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三湾改编讲话为标志的雏形阶段;以《井冈山的斗争》为标志的基本形成阶段;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的成熟完善阶段。

认同·超越·辐射——互为关照关系格局中的汉口都市文化与江汉区域文化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历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的城乡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状态之中,到了近代虽然有所变化,但城乡关系仍然十分微妙。一方面,以牺牲传统农业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使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状态初露端倪;一方面,近代都市文明的诸多先天缺陷又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传统的默契。这一矛盾关系格局从根本上制约着城市文化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走向。其中最突出之点便是始终没有建立纯粹的独立的具有近代形态的都市文化。在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的内涵的区域文化氛围中,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保持着既同构又异质,既认同又超越,既吸纳又辐射的矛盾关系。因此,中国的城市文化勿宁说是乡土文化的对立物,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论析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第一次是1902-1903年之间在越南河内(或檀香山)将兴中会改建为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1910年将美洲及南洋同盟会机构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这两次改组活动在孙中山革命奋斗经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前一次,他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运用于新组建的革命团体,为日后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所继承,成为中国同盟会著名的四大纲领;后一次,他将中国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修订为中华革命党"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十八字誓词,标志着他旧三民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理清孙中山辛亥革命前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来龙去脉,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孙中山政治思想发展脉络的认识,而且更能理解他后来在日本第三次重建中华革命党的做法。

论抗战初期武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近代武汉是华中军事经济交通重镇,又几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舞台,在关系中国近代命运前途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过主要角色。周恩来1938年10月10日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中指出:"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1938年1月至10月,中国抗日战争被称为武汉抗战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战时首都、抗战指挥中心、抗战文化中心、二次国共合作政治舞台以及内迁企业转运枢纽,犹如一座指引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灯塔。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抗战史,其中都会呈现武汉这个闪光的名字。

近代中国社会控制系统与赌博之禁

本文从权力之禁，家庭、宗族及村社之禁，社会组织、团体之禁，舆论之禁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禁赌状况作了大致勾勒。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在对赌博的防范和治理上尽管收效甚微，但仍有不乏成功的经验，尤其有不少独到的办法值得一书。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控制系统已经残缺和衰朽，反而明禁实弛，愈禁愈滥。作者指出，禁止赌博除了文化价值系统的调适外。

游侠与隐士——中国专制社会的两个异类群体

游侠和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两个异类社会群体,他们的言行超凡脱俗,各走一端,历来受到朝野关注。一般说,民间无论对游侠还是隐士都津津乐道,持好奇赞赏态度,朝廷在骨子里对这两类人都不喜欢,但对付的手段又有明显不同。游侠和隐士的出现,绝不是个人性情、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而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产物,他们的多寡及遭际往往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治乱及政治清浊。

近代西方赌技的东传及中西赌博之比较

本文在对近代西方赌技东传中国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之后,认为中西赌博在赌博观念、赌具形制和赌博形式诸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而这种种差异是东西方社会状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一种折射。而近代中国人跨越社会、文化、心理障碍,接受且嗜好西方赌博,则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缓慢转变。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5月4日至11日在湖北宜昌举行。会议以"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探讨。一。

毛泽东、朱德井冈山第一次会面地点考实

关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第一次会面地点在酃县（今湖南炎陵县），人们已形成共识，但具体地点是沔渡镇还是十都镇，仍莫衷一是。笔者近年辗转井冈山各县及周边地区．访问了一些健在的知情人和当地学者，将他们提供的口述资料与相关文字资料相印证，调查核证了毛泽东1928年3月第一次下山，经酃县、资兴迎接湘南起义部队（结果只接到萧克），护送接龙桥战斗负伤的张子清经十都回宁冈，以及4月下旬第二次下山与朱德在酃县沔渡镇第一次会面的新的依据。

外语文献中的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国在华人士,尤其是列强驻华机构,出于关心自身与本国侨民的安危,以及在华利益的得失,都在时时刻刻注视着武汉的战局及政治动向。他们在第一时间将见闻及看法或转告亲友,或公布于众,或向本国政府报告,从而形成一批反映武昌首义的外文资料,弥补和丰富了中文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英文与日文中译资料为据,勾勒了武昌首义的动态、都督黎元洪的评价、阳夏战争失败的原因、清军火烧汉口的情景、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等。

应龙何画,江汉何汇?——历代汉水入江口变迁考辨

汉水入江口方位关涉汉阳、汉口乃至武昌城市的起源、得名及三镇格局的形成等,是武汉历史地理及城市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武汉史志界对此记述一直含混纷乱,多数存在根本性误解。本文通过系统爬梳史料,正本清源,对当前流行说法进行论难辩驳,认为汉代末年以前,汉水主泓大致在今武汉市阳逻港以西至黄陂区沙芜口(今沙口)、滠口镇之间汇入长江;汉代末年以后汉水主泓道上移,入江口则在汉阳鲁山(今龟山)北麓,两千年来没有发现大的改变。与鲁山城夹汉相对的卻月城在'沔左'即汉水北岸,大致位置在今汉口汉正街大董家巷中段南侧,它是已知武汉三镇最早的古城。

《江汉图》曲词校订

《江汉图》是创作于晚清光绪年间、由武汉民间艺人演唱的描写晚清武汉三镇风景与人们冶游情趣的曲词。在民间艺人传唱及记录过程中,由于语音吐字等原因,流传的《江汉图》文字产生了一些讹误,本文对其中明显错别字句作了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