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标点研究史简论

文章简要论述了自汉朝以来,历代学者对《史记》标点的研究状况。对于《史记》中出现及使用的标点符号进行依照时段的研究阶段划分,并对古今的标点研究史作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论述。

庋藏十万,化私为公惠学林——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为徐氏藏书的长期使用者和受益者，有幸参加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我感到十分高兴。盛世修典，我正参与修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收集资料有年，是湖北省图书馆特藏部的常客，深切体会到徐氏捐藏对大典修纂的巨大贡献，不但采人数量多，而且版本珍贵。

《古今韵会举要》研究综述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宗霍、姜亮夫、王力、张世禄等学者陆续对《古今韵会举要》做了初步关注。60年代,董同龠禾首次对其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80年代至世纪末,论著迭出,以王硕荃、宁忌浮、李添富、竺家宁和日本学者花登正宏等为代表。21世纪以来,大量期刊、学位论文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走向细化。总之,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在文献及汉语音系、语音史等多方面对《古今韵会举要》进行了深入考察,成果丰硕,未来则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视野,寻求更具解释力的答案。

《广韵》引书新考

经统计，《广韵》引书370部，其中现已亡佚的183种，引书次数6550次。

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荆州城”、“南郡城”考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荆州城”、“南郡城”，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确证其所指，以及区别其异同，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

《史记》'本纪'、'八书'标点商榷

对<史记>'本纪'、'八书'中出现的26处标点问题进行了辨正.

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

弘扬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规范、净化学术风气、推进学术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武汉大学社科部与本刊共同推出“弘扬学术道德、推进学术创新”笔谈,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与思考。

曹植诗、赋双音语词声纽考析

曹植诗、赋语言生动谐美,作品中的双音语词可分为双声正格语词、同类通用语词、旁转双声语词三类。通过对其作声纽考析,可证明曹植重视双音语词声纽搭配的人为韵律组合,善于利用搭配的声响效果表现丰富多样的韵律节奏,并藉以凸现自己的言语风格。还能证明双声作为古老的韵律表现形式,对诗歌节奏形成、流变起着重要作用;并作为音韵学之所由起,在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方面意义深远。

论何逊诗歌的两类声律模式

何逊作为"永明体"诗歌的创作者,重视诗歌声律,尝试不同声律模式的运用,积极推动诗歌的格律化进程。利用现代诗律学知识,对何逊诗歌声律模式进行探索,能明确何逊于格律化进程的作用与意义,亦能对"永明体"诗歌的声律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现代设计与古代文献研究

现代设计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将中国传统融入设计之中。从现代设计的需要出发,古代文献研究为现代设计发展提供支持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古代文献研究促进对中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二、借助古代文献研究构建古代设计的理论体系;三、借助古代文献的研究加强对古代图像的研究。

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

臣瓒《汉书音义》研究是《汉书》旧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臣瓒姓名存在六种不同说法,迄今尚无定论。朱希祖曾提出臣瓒为“裴瓒”说,而其文在海外已难寻觅,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研究在海外的顺利进展。朱希祖认为,裴氏为河东名门望族;裴瓒之官职“秘书郎”与“中书郎”职可互通;《晋书·裴瓒传》不载其集解《汉书音义》乃因史笔所讳。

同治二年郭嵩秦未刊手札七通

按语: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一作印渠),湖南新宁人。同治二年(1863)正月,清廷因捻军为患,局势几近失控,急令两广总督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迅速北上,节制直鲁豫三省交界军务。刘长佑仓猝启行,无暇调派旧部员弁,故于途经上海之时,同江苏巡抚李鸿章协调将勇,并请苏松粮道郭嵩焘襄办其事。相关史料见于《郭嵩焘日记》《刘长佑集》《李鸿章全集》等书,惜片玉碎金,语焉不详。现从武汉大学图书馆藏郭嵩焘手札中,选辑郭嵩焘协调将勇札片,以期推动郭嵩焘、刘长佑以及同治时局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背离事实的“商榷”——对《也谈<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的回应

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问世之后，能在学界引起反响是件好事。谈好谈坏、见仁见智的说法都应该理解与包容。作者或编者不必因为批评或有失分寸，或稍离事实而去一一回应。但李开金、易竹贤《也谈〈故训汇纂〉与（经籍纂诂〉》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却把“脱离历史实际去苛责阮元和他主编的《经籍纂诂》，甚至否定《经籍纂诂》的开创之功”这样一顶无中生有的大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經籍籑詁》與隋唐小學三書

清朝阮元編纂的《經籍纂詁》為近數百年来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訓詁書。阮書不僅參照過我國中古時期一些大型字書、韻書的編寫模式,而且也為我們今天辭書的編纂提供了借鑒。本文對曾影響《經籍籑詁》編纂的隋唐小學三書——《桂苑珠叢》、《韻海鏡源》、《字海》的編纂過程、體例、内容作了考察,並在此基礎上與《經籍籑詁》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後者在編纂體例上如何繼承、揚弃前者的一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