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意拳“脱枪为拳”的体用转换及其战场武术本质(上)

形意拳来自枪术,其本质是战场韧柄枪矛训练的副产品。战场武术以枪矛等韧柄武器的攻击技术为旨归,此为体;而长时期韧柄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必然会产生人体筋骨结构的变化,以及发力用劲方式的变化,从而衍生出新拳法,此为用。"脱枪为拳"后,体用关系发生逆转。拳法训练以追求人体筋骨结构变化、形成整合的劲力为旨归,此转化为体;而同时配以韧柄长形器械(如大枪、大杆子)作为辅助练功的器材,此转化为用。"脱枪为拳"

形意拳“脱枪为拳”的体用转换及其战场武术本质(下)

古战场武技以使用枪械等武器最大程度地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旨归。韧柄枪出现之后，合理运用韧柄枪，通过科学合理的训练，可以改变人体内在筋骨结构，进而改变人体发力方式以及武器的使用技法。在这个技法训练与人体结构变化的关系中，以战场杀敌为旨归的技法永远是第一位的，因J为这是练兵的目的所在，是消灭敌人的根本。

暴君抑或雄主: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考察

汉武帝在宋代的形象存在暴君和雄主两个偏向,这既与汉武帝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潮和民族对峙的时代特点有关。宋代知识界的整体背景是回向三代和致君尧舜,其主流思想贬抑汉武帝为近似秦始皇的暴君。而宋代帝王、新党官员群、南渡官员群则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和挽救危机的目的,片面地和功利地肯定和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对汉武帝这样功业高出百王的伟大君主,主流知识界以暴君视之,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王道、贬黜霸道的传统观念,这也历史地揭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根据。

黄龙派禅师的寺院管理思想

六祖惠能大开禅宗之门,历经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的传承,到了慧能的第六代传人临济义玄,开创了禅宗最有影响的宗派'临济宗'。在北宋时期,临济宗第七祖石霜楚圆(987-1040)门下出了两位杰出人才,一个是黄龙慧南(1002~1069)禅师,于宋景祐三年(1036)住江西隆兴黄龙山弘传禅法,遂成临济宗的一大分支黄龙派。另一个弟子是杨岐方会禅师(992—约1049)。

二十世纪以来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组织,是从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的唐代开始,'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场所'[1]。从唐代到清代,书院有着1000余年的发展历史,不仅承载着文化教育的功能,更是期以每个读书人以完整的人格和对社会文明的承担力。

略论张之洞“中学”教育理论对武汉大学国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家,也是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的创办人。面对西学东渐的大趋势,张之洞一方面以开放的心胸推广西方科学文化教育,一方面又努力弘扬中国传统学术,以'中学、旧学'代指中国传统学术,总结出简略而全面的'中学'教育理念与教育体系,期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让学生达到义理、考据、辞章、经世济民并重的教育效果,以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

王船山的历史影响

船山之学在沉寂多年之后迎来影响力的提升。在封建王朝走向崩溃之际,作为进步思想,船山学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楚乡贤集团发掘出来进入国人视野,并在谭嗣同等进步思想家的推动下名闻海内。民国以来,中国哲学学科逐步成立,船山学被纳入哲学史叙事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的特殊性逐渐受到重视,船山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潮,逐渐从宋明理学的余脉中脱离出来,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哲学史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启蒙思潮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船山学的独特性。近四十年来,多元化的研究范式进入船山学研究,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成果。船山学在地方学术、比较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领域,正大有可为。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从“教有三变”看王阳明的静坐教学方法

静坐是王阳明及其弟子治学的一种方法,据钱德洪“教有三变”的表述,王阳明静坐教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正德八年(1513)之前,是王阳明静坐教学方法形成的起始期,以王阳明贵州龙场静坐悟道为例。第二阶段为正德八年(1513)到正德十四年(1519),以王阳明在滁州等地讲授静坐教学方法为例,是王阳明静坐教学方法的发展期。第三阶段是正德十四年(1519)之后,王阳明将静坐教学方法纳入其“致良知”心学体系之中,认为“致良知”是静坐的要诀;而静坐也是可以在“致良知”过程中随时援用的工夫,这标志着王阳明的静坐教学法最终形成。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

早期《老子》文本在不断发生演变。从郭店简本到帛书本,《老子》大致处于"自然分章"阶段,但人为分章的因素在不断增强。自景帝立经后,西汉《老子》的篇章进入了人为设计和裁划的阶段。帛书甲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的基础;从战国中期到汉初,《老子》的主题意识在不断强化,最后在帛书乙本中以"德""道"的篇名完全呈现出来。帛书二本属于成型本,而北大汉简本则属于定型本。汉简本及邻氏、傅氏、徐氏三家本均当为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老子》的立经,与其文本的定型同步展开。在西汉中后期,《老子》进入了子学化的定型阶段,严遵本、刘向本(通行本)即属于所谓子学化的定型本。《老子》的定型,以"天地—阴阳"的宇宙论为基本原理,其章数设计亦有相应的数理法则。刘向本章数设定的依据具体见之于其子刘歆的《三统历》,总章数"81"源自太初历的日法数,上下篇的章数(37对44)则依据中数五六之比而裁定。至于汉简本章数的设定,可能与盖天说有关:总章数"77",源自四七宿(二十八宿)的天文图象;而上下篇章数44和33,则依据"天三地四"说。

吴于廑先生封建论及其史学贡献研究

吴于廑先生(1913-1993)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构建、世界通史编纂、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西方史学研究及史学名著编译等方面,吴先生都是奠基者和开拓者。他还曾在武汉大学长期担任校、系领导职务,与唐长孺先生一道,开创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的鼎盛时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吴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也深有造诣。他于194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其硕士毕业论文题为《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文章认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是商周时期,推动中国封建制度瓦解的动力不是工商阶层,而是士人的崛起。吴先生的独到见解,在当时就受到万国鼎、吴景超等学术名家的激赏。他于1944年和1946年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题为《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阐释二者的异同。1947年吴先生回国,后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要致力于世界史研究,也未再提及旧作。在他生前的讲话和论著中,偶有言及中国古代社会时,并未重申和坚持其1949年前的观点。其硕士毕业论文于"文革"中遗失,博士毕业论文也一直未译成中文。在吴先生哲嗣和其他后学的努力下,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把这两篇学位论文合为一部书出版,并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之一。201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吴于廑先生的封建论"为主旨,召开了一场小型学术讨论会,数十位学者纷纷称赞吴先生对"封建"问题的前瞻性思考,高度评价吴先生的真知灼见和学术贡献。2013年是吴于廑先生逝世20周年,现将此次讨论的部分论文摘要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缅怀。

美好生活追求与“美政”之美--一个美学问题的前瞻性探赜

2018年10月23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彭富春教授和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柏权教授作为嘉宾赴武汉市中华文化学院(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为港澳台侨人士做了以"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美学"为题的思想对话。这场对话由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尹晨芳主持(下文简称主持人)。在这场对话中,三位教授就美的本质和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美学思想形成的轨迹以及如何从美学角度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现将这场对话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重新认识苟子的哲学地位与历史贡献（专题讨论）——荀子：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开拓者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苟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苟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苟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层戏楼上的演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

以乾隆年间的宫廷万寿庆典演戏为出发点,结合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些演出的中国官员以及外国使臣的记载,详细介绍了乾隆时期在皇家特有的三层大戏楼上的戏曲演出盛况,再现了乾隆时期规模宏大的戏台、恢弘华丽的演剧陈设以及多种多样的演出剧目。

“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

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以"察道"或"察一"为核心概念。"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一"与"道"具有相应乃至等同关系,"一"为百物的本体;"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察一"包括"心能胜心"和"心之所贵唯一"两个层面,并在此突出了"心"的"主宰"和"精一"作用;"修身而治邦家"是"察道"的两种功用,"小彻"、"小成"乃"修身"的两个层次,而"大彻"包括"先知四海"、"谋于千里"和"一焉而为天地稽"三个方面,"大成"指"大之以知天下,小之以治邦"的政治功用。此外,"人白为察"当为在楚地流传很久的一种修心之术,而不必以为稷下学之流裔。

崇慕与实践:清修《四库全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清修《四库全书》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的结晶,在周邻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域外汉籍"中记载有很多这方面的事实。就清修《四库全书》与越南关系而言,越南历史上也曾接触过《四库全书》册籍,其流传的《四库全书》册籍分为"阮朝皇室"与"远东学院"两大系统。在阮朝诸帝推崇文教政策的影响下,逐渐为士人认知崇慕,《四库全书》相关书籍在越南流布传播,并使越南士人在编纂文学、目录学、史学等领域书籍时都有模拟四库相关书籍的影子。

《周易·乾卦》的道德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义理易学的核心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乾卦》作为天道的代表,是《周易》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卦辞"元亨利贞"的核心含义是君子观摩借鉴天地的四季变化规律来养育君子四德,开创出可大可久的事业。六爻的爻辞以及"用九"则展现出君子一生与时偕行、立身行事、进德修业的基本规律。《周易.乾卦》的道德意蕴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

刘节《洪范疏证》一文开启了《洪范》著作时代考证的辩难历程，形成了此后考证、辩难的焦点。t928～1960年为第一阶段，学者们虽然不一定赞同刘节的战国末季说，但是一般仍然认为《洪范》作于战国，明显地受到了刘说的影响和掣肘。1961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徐复观、刘起舒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对刘节等人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批驳，重新肯定该篇《尚书》为周初著作的观点。从学术贡献来看，徐文高于刘文；而自刘文于1980年发表以后，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学者著文论证《洪范》为战国著作的观点。本世纪以来，《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辨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叔多父盘和瑟公盔二铭文提供了新的证据，受到了高度重视。笔者综合多重证据，除了重新批判刘节的论点外，又论证和肯定了《洪范》为周初著作的观点，并对一些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的质疑作出了深入的回应。

我开的两类“四书”课程--作为通识教育与作为专业训练的国学经典课

通识教育中应有核心课程。建议把"四书"等最重要的中国经典与一定的外国经典作为核心课程,组织多人来开,让更多的学子掌握、通晓。作为通识教育的"四书"课程,可以把《论语》、《孟子》等分别开,也可以把"四书"合起来开,目的是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与安身立命之道,并学会怎样阅读经典。作为专业训练的"四书"课程,除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人的做人做事之道,重视"人人有贵于己者"的道德价值外,还要重视从训诂开始,把义理、考据、辞章、经世结合起来,打好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国学经典及学会做科研的基础。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