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解释的历史性进步——最高人民法院《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亮点评述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是民事司法解释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坚守民事司法解释的法律定位,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民法典》立法原意,压缩了《民法典》有关条款或多或少的争议或歧义空间,其中,合同解释规则堪称典范。《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充实民事司法解释的基本功能,以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行为规则强化《民法典》有关条款的确定性,其中,清晰合同行为的识别标准、填充合同行为的场景因素尤为出色。《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运用40余年的民事司法解释积累的经验,自觉避免以往时有的路径选择不当的情形,形成固定词句含义与范围、指引合同行为与裁判、强化裁判程序与功能的鲜明特色。《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历史性价值与意义应当得以彰显和认同,以便未来的民事司法解释自觉前行。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止。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双重审查规制。

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教授讲座实录

时间:2023年5月9日14:00—17:00。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图书教学综合楼601模拟法庭。主讲人:黄明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入选首批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基础理论、比较宪法学(英美)、“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曾获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第十三届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青年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励。

智慧法院场景下的直接言词原则--以视频审理为例

在法理上,直接言词原则乃司法裁判的一般原则,因此,当然地适用于视频审理之中。但基于视频审理模式场域的虚拟化,衍生出直接的相对化和言词的数据化,使得“在线”冲击了“在场”、“平面”破坏了“直面”、“数说”影响了“言说”。就其性质而言,视频审理模式中“在线”仍具有“在场”的亲历性;以“人—机—人”呈现的“平面”仍具有“直面”的直接性;“数说”在本质上仍不失“言说”的言词性。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对使用致命武力攻击儿童兵的限制

为保护儿童权利免遭武装冲突所害,国际法禁止征募儿童、使用儿童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然而,国际人道法的现有规则默认参战儿童可以像成年战斗员那样被视为合法攻击目标,并且没有对使用致命武力攻击儿童兵施加限制。这不仅与前述禁止性规范的保护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忽视了国际法对儿童生命权的特别尊重与保护。就对儿童兵使用不加限制的致命武力而言,当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均具备可适用性时,仅在前者被确立为特别法因而优先于后者时,其合法性才得以证成。分析表明,特别法原则无法证成不加限制的致命武力的合法性。妥善的做法是限制对儿童兵使用致命武力,当具体情况表明致命武力为明显不必要时,应优先考虑俘虏或非致命方法。采取这一立场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也不至于妨碍交战双方追求军事胜利。

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合理适用——以全国法院8869份行政裁定书为样本

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由《行诉解释》作出规定,其中第106条是行为模式,第69条为法律后果,二者共同构成了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规则。通过对全国法院8869份行政裁定书的分析表明:随着我国行政诉讼重复起诉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暴露出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规范条文的逻辑错位,识别标准的任意突破以及审查程序有待厘清等问题。为合理适用该条款,在规范层面上,需修正第69条第一款第六项为“同一事项处于诉讼过程中”,改变“重复起诉”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相并列情形;在识别标准上,由于行政行为作为程序标的应与诉讼标的相区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不应扩张至判决理由、事实和理由并非区分不同案件的关键因素,故应回归并严格限制“三要素相同”标准;在审查程序上,应明确区分诉的三阶层要件及递进式审查顺序,根据诉的评价位阶理论,对作为诉讼要件的重复起诉问题进行审查。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若干重点问题的理解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前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和完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打击效果。代购毒品的认定要处理好其与贩卖毒品的关系,既要避免贩卖毒品罪的不当扩大化认定,又要防止犯罪分子以代购毒品逃避惩罚。要注意科学区分麻精药品、药品和毒品的界限,确保行为准确定性。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要重视区别行为人特点、行为性质和情节等,严格审慎地决定适用。纪要否定犯意引诱的合法性,注意准确认定“本无犯意的人”的含义。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犯罪的再犯。要科学、全面地理解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含义,确保纪要的妥当适用。

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

随着金融科技的加速应用,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监管重点。金融科技巨头以关键技术服务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等样态深度参与金融活动,在规模性、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开始具备系统重要性特征,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大而不能倒”。有必要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并结合金融科技公司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予以特殊规制。在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市场竞争等四大规制场域,建立以协调性为目标的监管体制、以可靠性为目标的审慎监管体系、以可承受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机制,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和规制方案,有效防范其运行失灵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公共规制

2021年以来,数字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成为反垄断执法重点,“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为考察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行为提供了典型范本。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私法规范显著不足,为公共规制提供了契机;在公共规制体系,《反垄断法》相比《电子商务法》具备更大的制度张力,依循反垄断法规制逻辑可逐一破解相关难题。察究典型案例,“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识别—竞争效果分析”四步骤分析方法,依然是当下及未来判断平台商业交易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共识型“黄金范式”;围绕典型案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展开分析,学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仍有较多分歧。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执法机构除了肯定过往严谨的分析范式、完备的程序保障和多元的治理措施等经验以外,还需在贯彻反垄断法的规范适用、破解反垄断法双重规制路径的困扰、坚持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合规建设协同推进诸方面进行精细化升级,更好助力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理视阈下排污许可制改革检视及其法治完善

排污许可制改革作为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已经取得较大成效,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构成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角度观察,排污许可制改革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实证分析的立场,对近年来涉及排污许可的典型案例、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排污许可制存在的问题,包括排污许可证的核发监管体制机制存在问题、排污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弄虚作假事件频发、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不足、尚未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效衔接。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排污许可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排污许可的证后监管工作,深化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衔接,完善排污许可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商标共存协议的证据法分析

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诉讼中法院在商标共存协议立场与标准上的频繁转换,对于作为诉讼两造的协议主体与行政机关而言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围绕商标共存协议展开证据法分析有助于化解这一症结。按照证据种类划分,商标共存协议属书证范畴,以其文义内容发挥证明作用。通过对协议文本条款的分解与证明对象的分析,协议中的权利处分条款对私主体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实以勘验文书的直接证据性质发挥强证明力,混淆及公益损害评价条款对不存在混淆和公益损害风险的法律事实因报告文书的间接证据性质仅具较低证明价值。法官针对混淆及公益损害评价条款进行事实推定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鉴于事实推定结论的盖然性与经验法则的主观性,有必要对推定予以限制并补充其正当性的论证。

从“案例教学”到“案卷教学”--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顺应新时代法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我们致力于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积极尝试从“案例教学”到“案卷教学”的升级,即致力于探索从传统的一人讲授向教学合伙人团队授课的转型;从过去静态讲授知识点向动态整体把握真实案卷的转型;从过去单纯讲授刑法知识向刑事一体化的转型;从过去由教师主导课堂向学生主导课堂的转型。三年的实践证明改革着实有助于提升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但也存在问题需要解决。

基于程序违法事由的民事案件发回重审探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2017年二审案件为样本

在我国以往对于民事发回重审制度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对基于实体违法的发回重审制度进行探究和完善,对基于程序违法事由的发回重审制度关注则稍显不足。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基于程序违法的发回重审方面,对旧法中存在的界定宽泛、判断标准不一等缺陷进行了弥补,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深入分析当前法律规定与近几年司法实践中基于程序违法的发回重审的各项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此项程序在立法和实践两方面仍存在着诸如立法理念偏差、缺乏监督机制、发回事由的适用存在误用和滥用等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回应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武汉大学法学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新时代法学教育难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育人导向与结果导向。本教学成果坚定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涵养新时代法治精神;创新梯级课程体系,筑牢知识大厦深厚根基;打造珞珈法学智库方阵,构建多方融合研学体系;坚持国际与国内协同、理论与实务协同、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协同、教育与科研协同,完善综合能力培养机制;实现战略思维引领培养体系的理念创新、竞合机制贯穿培养过程的机制创新和多元方法激发创新能力的路径创新。本成果有效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不断输送具有高尚的人格修为力、基于法学的跨学科理解力、对法治发展的前瞻判断力及法治实践组织领导力的高端战略型法治人才,获得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与社会影响。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期圆桌,邀请法学专家学者,探讨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法学期刊的使命,以及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基础、方法、路径等,以期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贡献智慧。

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数字经济领域日益严峻的垄断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热潮,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反垄断执法的方向和力度。首先,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经济民主的使命,它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当下中国集中体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其次,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政治民主的使命,数字平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力,而技术性反垄断忽视了反垄断法的政治性基因。再次,反垄断法肩负着促进知识共享的文化使命,“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知识传播,要重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最后,反垄断法还肩负着维护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保障劳动幸福的社会使命,长期忽视劳动力市场反垄断会导致劳动者不断被剥削,我们需要在既有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外为反垄断法注入劳动者福利标准。

论健康促进实现的法治保障——以“健康融入万策”框架为基础

在现代社会,健康是所有政策的综合结果,我国语境下的“健康促进”应解释为健康权的完整实现,其实现进路应运用“健康融入万策”框架,从“政策影响健康”走向“健康影响政策”。但目前健康融入万策在规范体系内的适用范围、具体机制等内容都存在未竟之处。健康融入万策是一种政策制定方式,规范体系应该为健康融入万策确定范式,其适用范围应分三个阶段逐步扩大。健康融入万策的规范体系应当至少包含政策论证制定机制、跨部门合作机制、健康审查机制和健康报告机制四大部分。政策论证制定机制应厘清行政组织的规范定位、明确政策制定的具体下位系统、构建信息共享的开放平台。跨部门合作机制应当包含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合作系统及非政府主体的合作系统。健康审查机制应明确其适用范围并引入健康影响评估。健康报告机制应通过规范予以制度化、明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