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关注是真理认知,而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关注知"道"。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认识论需要突破其真理认知的狭隘框架,形成一个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的广义的知识--"功夫之知",或生活的艺术--的学问。所谓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功夫认知中既互摄而又不能单纯归约为其中某一方的两种形态,而这两个形态也并非功夫认知的全部。功夫认知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功夫认知要求体身化,即身体的参与和把所知变为身体的内容,它还要求知道"不知"甚至"弃知"的价值。功夫认知需要对语言的语用功能有足够的认识。从描述功能而言,语言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使人倾向于个体化的思路,它具有重要认知价值,但也不利于把握事物的关联和变化。就非描述性功能而言,语言更是丰富的行为方式。描述性的理论体系要求线性的逻辑关联,而功夫体系则遵循功法开展的要求。功夫认知要求功夫主体的全面修炼,即人的内在转化和面向万物的扩展,而不仅仅是理智的培养和资讯的获得。这种修炼的主要方法不是靠接受语言信息,而是通过对楷模的模仿(不同于简单的重复)进行。

站在“中华立场”书写“比较哲学”——论汤一介哲学中的“比较哲学”与“世界哲学”

考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史",汤一介师总结出"比较哲学"中"依附-影响"、"相符-大影响"、"超出-长影响"之三条规律,"求同法"、"求异法"与"求新法"之三大方法等,并极具创意地构建出"比较哲学"中"非有非无"、"非常非断"、"非实非虚"之三大坐标。与丹普弗等"欧西中心主义之比较哲学"、格拉泽纳普等"印度中心主义之比较哲学"以及安乐哲等"中西并置之比较哲学"不同,汤师之"比较哲学"书写,是站在"中华立场"而展开,是他们之外的另一种"比较哲学"类型,其"格式"是"中华主义"的,是"并置中之偏中派"。通过"比较哲学"而构建"世界哲学",是日本中村元与美国巴姆之共同目标;然汤师却未步其后尘,成功绕过"世界哲学"陷阱,自始即不将"比较哲学"之目标设定为构建"世界哲学"。

“国法学”在民国初年之开展--张东荪《国法学绪论》初探

"国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国家之性质并国家的法律之性质"的一门科学。"国法学"之根本精神,是"法治主义""选举主义""对话主义"的,总之是"现代主义"的。张东荪《国法学绪论》所谈政治,完全是现代政治;所谈国家,完全是现代国家;所谈法律,完全是现代法律。此书在其本人思想史上,是其思想彻底摆脱"东方色彩"而进入现代欧西文明之根本转折点;在中华政治思想史上,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华现代政治之三大源头之一:第一大源头是王宠惠之《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主要论及"宪政";第二大源头是孙中山之《建国方略》,主要论及"实际的操作";张东荪《国法学绪论》以"完整性"与"系统性"为特点,可视为第三大源头。

《普賢菩薩行願贊》版本比較及内容研究

這篇文章是對不空翻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贊》版本和内容的研究。由於這個文本的主要部分也是《華嚴經》的一部分,因此這項研究將比較《普賢菩薩行願贊》的這部分在《華嚴經》的不同中文版本中的情况。本文将《普賢菩薩行願贊》的版本與内容置於唐代的宗教與政治背景中予以解讀。

建成真正的中国

在比利时留学人员十八大精神学习研讨会上，有人问我：“十八大报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说：“就一句话，建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他又问：“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国？”我说：“就一个字，中。”

“离四句绝百非”与成玄英“重玄学”

佛教中有“四句百非”学说,也有“离四句绝百非”学说,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之境界。学界普遍以佛教“中观学说”为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之释读格式,太过笼统。实际上成《疏》释读庄子,有两个层次:在较低层次,其格式确为狭义的“中观学说”或“四句百非”学说;然在较高层次,其格式却是“离四句绝百非”学说。狭义的“中观”或“四句百非”对应“玄”,“离四句绝百非”对应“重玄”。成玄英“重玄学”之核心,是以“离四句绝百非”为格式“化庄”与“化道”,是中华哲学批评史上“佛禅兴盛期”之早期代表。

再论《墨辩》之“侔”与“不是而不然”——与周云之及谭戒甫先生商榷

除诸葛殷同先生外,尚有以周云之、谭戒甫等先生依据学界通说的《墨子·小取》篇"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一周而一不周"与"一是而一非"这五种"比辞而俱行"的情形中有"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三种理论说法,衍生而出"不是而不然"这种情形的理论说法,并主张增补"不是而不然"属于墨"侔"正例或有效式(正确式)。事实上,周、谭二先生所主张的墨"侔"正例或有效式(正确式)中有"不是而不然"之观点,在论证与说明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失误与偏差。

《墨辩》之“侔”与“不是而不然”——兼与诸葛殷同先生商榷

有学者发现《墨辩》,特别是其中的《小取》篇在讨论“侔”的时候,虽然论及“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这三种情形,然却缺少“不是而不然”。于是学者们主张增补“不是而不然”,作为墨“侔”的一种有效式,以弥补《小取》篇的不完整性。本文拟探讨此问题,问:第一,“不是而不然”究竟是属于墨“侔”正例或有效式(正确式),还是属于墨“侔”反例或无效式(错误式);第二,《小取》篇原典为何没有提出“不是而不然”;第三,主张增补“不是而不然”为墨“侔”正例或有效式(正确式),是否在论证与说明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失误与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