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教堂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研究:对遗产转型的批判性评价

欧洲璀璨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建筑,正处在功能逐渐退化甚至彻底消失的危险境地中。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基督教社会面临的社会变迁连带冲击了大众宗教知识、教会参与度以及圣召的数量。如今,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应对众多逐渐遭到弃用的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关于这些建筑的使用、维护、财务、所有权分配和遗产保护的问题。本文是对濒危遗产的批判性评价。那些已经失去其原有用途的教堂建筑,未来将何去何从?谁来决定这些建筑该以何种方式,或被退役,或再利用,又或被拆除?是否还有其他的使用模式?遗产保护会对教堂的再利用产生什么影响?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与冗余的教会建筑和适应性再利用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笔者对教堂建筑的各种不尽相同的适应性再利用方式、不断变化的建筑遗产价值以及可能会在未来发挥作用并能引发中国读者思考的全新决策模式等问题作出回顾性思考。

印刷物与建筑的共生:《建筑论》卷首插图中的建筑观念转变

1832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郑重地宣布印刷物战胜了建筑:“这将扼杀它”(cecitueracela)。然而,印刷物和建筑间的关系实则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文章分别以16世纪版和18世纪版阿尔伯蒂《建筑论》中的两幅卷首插图为例,通过揭示图像背后所承载的建筑观念的转变,来说明建筑与印刷物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和谐共生甚至相互成就的。

复杂的民族身份如画般上演——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比利时村”

本文旨在研究比利时历史与民俗村在世博会上身份认同的演变,并聚焦于首个为国际观众建造的比利时村——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比利时村”。本文探讨了“比利时村”的创新之处,并探究了为何“老欧洲”项目在芝加哥失败,而“比利时村”却大获成功,同时亦关注该项目的推动者和设计师,探讨其目标和意图。此外,还探讨了这些“克隆”的历史建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比利时或佛莱芒建筑遗产的多样性,并研究它们如何影响比利时对其历史区和露天博物馆的修复和认知,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与“中国”:范罢览中国艺术藏品中的忠实性与相似性

荷兰裔美国商人范罢览在其于广州经商期间收藏了大量中国风物,相较于他荷兰使节的政治身份,其中国艺术收藏家的身份和贡献则被严重低估。且相比于1838年邓恩(NathanDunn)“万唐人物展”在费城取得的成功,范罢览的中国艺术收藏展因其不被大众广泛知晓而被历史学家贴上了失败的标签。该展览鲜为人知的重要原因在于媒体宣传力度不足和展览的可及时性较差,更关键的是该展览的目标受众主要为其亲友,且展览主要对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有吸引力。文章从人类学角度,依靠莫罗对范罢览旅华日志的汇编,再思了其藏品对18世纪末的美国人初步认知中国艺术的重要意义。范罢览以凯瑟琳娜、约翰娜、拉娜、金修斯和五位中国人的在场性为显性策略,为美国观众营造了一个“忠实的”中国;通过将藏品《焦山》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隐性承袭关系相关联,作者论述了其藏品与中国艺术的“相似性”。然而,在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莫罗笔下的展览也未能挣脱当时西方中心论的桎梏。

相互依存的美学:阿里文西洋楼组照中的观念重构

德国摄影师阿里文于1873年拍摄的圆明园西洋楼组照是研究和复原圆明园的珍贵史料。学者们普遍关注这些照片所呈现的客观内容,但忽略了对其美学价值的阐述。文章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并揭示了这组照片中所蕴含的相互依存的纪实性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这对美学也促使读者在观念上不断地重构着西洋楼。

从崇敬到蔑视——从瓷器看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认知的转变

引言:作为欧洲认知中国之载体的瓷器在1662年的一幅静物画中,画家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1619—1693)通过其绘制的一件精美的中国瓷器(图1),展示了他对瓷器材质和光学特性的深刻理解。作为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最杰出的静物画家之一,尽管卡尔夫可能对瓷器上的图像并不了解,但他意识到此乃一件域外古物。1受限于当时欧洲对瓷器的有限认识,他很可能将光泽细腻的瓷器和画中由鸵鸟蛋制成的鹦鹉螺高脚杯等自然物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