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与开放:论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两重维度

一直受行政管理认知的影响,行政法系统很难按独立的法律预期来解决行政争议。为了更好的说明行政法与行政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有穿透力的内部视角",即行政法系统在认知上对行政管理开放,在运作上则保持法律封闭性的立场。行政法靠符码化保持其规范运行的封闭性,靠纲要化获得其认知上的开放性,才能建立以"法"与"非法"为基准的独立的行政法系统。

论行政规制的法制完善

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行政规制的核心任务,是推进整合优化规制系统,以解决行政规制合理化问题。改革的指导原则应当是落实行政程序的三大基本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和公开原则。具体推进行政规制的改革,则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深化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注重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包括三大部分,即行政规制决策、行政规制运行及行政规制监督和责任。这三方面的法制建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行政规制的法制度。行政规制改革应当立足于《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确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则。

警察法治建设的意境、困境及路径——基于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的追问

深入推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加强警察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只有确保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才能有效规制强大的警察权,从而推进我国法律实施,促进廉洁政治、法治政府、法治中国的实现。我国警察法治建设应以树立当代中国警察核心价值观为前提,以提升公安干警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为基础,以健全公安执法制度为核心,以创新激励机制为重点着力推进。

行政强制法原则的理解和运用

《行政强制法》不仅在总则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法定、行政强制适当、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行政强制不得滥用和行政强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其他章节条款中具体规定或者间接揭示了及时准确、手段正当的原则,强制标的有限的原则,强制与预防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协助强制的原则。此外,该法确立了执行协议制度,却并未确立行政强制和解原则。关注并准确把握其他原则乃至执行协议的相关规定,对于切实领会并融会贯通行政强制法原则乃至行政强制的制度和机制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法治实践检视

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是我国公安机关自发推进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种封闭性警察营造物,具有破解内部监督难题、回应外部监督压力和提供办案资源支持等功能,并以全景敞视型空间作为其实现规训的场域。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存在着缺乏明确的组织法依据、偏重于程序性统制的管控型内部治理模式和易陷入速率误区等法治实践困境,从而使公安执法办案活动有滑入形式法治的倾向。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实质法治导向,需要发展智识导向的法治资源支持功能、建立目标导向的激励型内部治理模式和重视外部监督的正向提升作用。

论“小过重罚”的利益均衡

由于对所谓“小过重罚”问题认识的偏颇,有的地方在推进相关应对举措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难题,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从制度上加以完善。行政处罚能否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要依据相关法规范,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应当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有些行政处罚看似“小过重罚”,其实蕴涵了大道理,不宜一概将其置于违反过罚相当原则之列;对于法定的行政处罚,即便认为其存在问题,也应当执行,不得擅自在法定幅度和范围之外处理;有些“小过重罚”合法不合理,法律设置了专门的应对制度,法定主体应当定期组织评估实施情况和必要性,对不适当的行政处罚,应当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行政处罚的设定是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应当由法定部门依法进行释改废立,其他部门不宜直接干预。

《社会保险法》促建社会安全网络

个人被强制赋课了加入社会保险的义务,企业等用人单位也被强制赋课了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强制保险,恰恰是权利保障的绝好途径。

从四中全会《决定》看法治政府建设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法律的实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须有过程论的视野;健全依法决策机制须有参与型行政理念作为支撑;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需要理顺职能和事权;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需要规范全过程的行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要加强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有待法律和制度支持;救济机制的完善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需要确认的是,"深入"和"加快"需要辩证理解,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体现,要认真确认并扎实贯彻实施这些新举措,就应当注重行政法的运用,坚持法治行政原理。

优良的行政文化凝聚民心

我赞赏注重相关制度或者机制建设的主张，也特别强调养成优良行政文化的重要性。

房屋征收:“法律”与“条例”之间的博弈

在我国房屋拆迁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政策形成层面，一直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问题，存在着“依照法律规定”还是“依照条例规定”的博弈。

论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定位

基于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公安机关需要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进行必要的法制审核,而公安案件法制审核的范围、标准、强度与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定位密切关联。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取向在规范层面和法治实践层面存在差异,区分为执法内部监督功能与执法过程功能。执法内部监督论的视角将法制审核制度作为公安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法制审核在公安案件合法性判断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执法过程论则将法制审核纳入公安执法行为中,主要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基于法制审核基本价值的考量,借鉴域外警察法治经验,可以整合执法内部监督论和执法过程论,将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设定为对执法活动的自我评价与法律资源支持,方更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的依法行政。

以法治思维深化审批制度

加强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方案》指出。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这些规定揭示了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其实，推行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样应当运用法洽思维和法治方式。

论食品安全执法中的证据能力及证据转换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证据的转换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执法中取得的证据,只有符合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执法的特别程序规定以及行政诉讼法对证据能力的要求,才具备实现"两法衔接"证据转换的基本前提。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既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保证各种形式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的合法性要求,又要尽可能广泛收集和移送包括鉴定意见、现场笔录、证人证言等各种类型的证据。在刑事司法资源稀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可能介入每件行政执法案件的前提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着手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公务协作机制和"两法衔接"的信息平台建设。

警辅人员管理的地方立法实践检视及其改善

警辅人员管理法作为一种规范“公法上勤务关系”的行政组织法,在国家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具有以地方立法形式推进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适宜由省级地方代议机关承担主要立法任务。警辅人员管理的地方立法实践存在着越位与缺位并存、同一性不足等问题,需要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予以改善。在警辅人员管理事项中,对于必须由国家立法调整的事项,应当通过国家相关立法的制定或修改予以统制。在缺乏国家立法统制的情况下,宜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指引功能。地方立法应当遵循《立法法》的权限设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建构一种位阶鲜明、衔接有序和注重立法效益的法规范体系。

论我国法规范中警械的概念使用误区与制度革新

我国现行法规范将警械和武器分立的模式,对警察武力使用实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学界对此却缺乏深刻的探讨。通过对我国警械概念的产生和流变的简要梳理,以及对警械及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分析可知,将警械与武器予以分立并不符合逻辑,须将武器回归到警械概念的范畴之下,并予以合理规制。而对致命性警械使用目的、工具、功能、结果之间逻辑关系的厘清,有助于从工具的功能导向到警察武力行为及其目的导向的转变。警械作为一种公用物,其设定主体的确定应当遵循有能力与有助于规范的要求;在设定形式上,应由法规范确定警械设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而以行政规则的形式确定警械的具体种类与规格。

城市执法体制建构与地方立法

城市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当地居民的需求,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对地方事务和城市秩序进行管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考察我国关于城市执法的中央立法的演进与现状,可以发现,光靠中央立法无法为城市建立综合执法体制、防止执法权无序扩张、完善执法监督等提供充分的法律规范依据,职权法定原则未充分落实。在处理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上,现阶段应着力于加强城市执法的地方立法工作。从职权法定原则的角度分析,地方立法应明确城市执法的主体及关系,健全公务协作机制,为执法重心下移提供保障;应确定城市综合执法的职权范围,以科学的立法程序防止城管执法权的无序扩张;应健全城市执法的监督机制,在过程监督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监督机制创新。

论警察执法规范化中的比例原则

在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过程中,人们需要摆脱对执法静态理解的方式,坚持多层次、多维度、兼具稳定性与可操作性的动态标准,使警察执法回归行政作用法框架,并将其置于“秩序行政—警察作用”的支配法理中,采用较传统行政行为论更为全面、动态、辩证的视角。这种行政过程论视角下的警察执法规范化,应当经由狭义的比例原则,即利益衡量比例原则来实现。在执法过程中,警察机关及其执法人员须灵活遵循依法律行政原则,受到充分适当的权力滥用防止机制的规制,适用并发展消极目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从法制层面扩充并完善警察执法的手段,以切实保障警察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执法权力的正当行使。

检察制度发展与行政法学研究的维度

在现代行政法学中,尤其是2017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制度的受关注程度大幅提升。但是,在新时代,检察制度的发展面临诸多新课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行政检察监督法学”的框架背景下,扎实推进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与检察制度的互动互补,进而架构行政法治建设实务与检察制度发展密切联系的制度机制,对于完善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现代化的路径

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检察机关的时代重任。法律监督机制现代化是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的一系列机制,是推进法律监督机制现代化的正确路径。谋求法律监督机制现代化,必须以“十个坚持”为引领,并着力于“常态化机制”的健全完善,避免客观不能的尴尬。在确认各项机制的基础上,需要注重各方工作机制的完善,发挥好检察主导作用。充分运用数字赋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现代化。

论代议机关对规制机构不作为的统制——现代问题与传统进路

通过代议机关对规制机构的统制。可以将议会审议与民主监督融洽地结合起来。建构一种基层化治理的路径，从而形成一种权力监督的闭环链条。摆脱自上而下的信息失真和权力变异。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网报道：2012年4月9日，央视主持人赵普微博爆料了用工业明胶制作药用胶囊、老酸奶和果冻的行业黑幕，其后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事，并被国人称之为“毒胶囊事件”。有人将毒胶囊事件与当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相提并论，分别看作是关涉民生的药品和食品两大领域里的标志性事件。然而面对“传言”，相关政府规制机构既没有“发声”，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