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神敬祖、节日狂欢与历史记忆--山西娘子关古村镇春节民俗调查

山西娘子关古村镇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军事关隘、商贸通道、自然风光三位一体的生态特征孕育凝结成了这里独具地域特色的春节社火传统,有序的春节生活浸染着浓浓的宗教文化色彩,营造出一个人神同居的世界。狂欢热闹的报灯官、跑马排、耍社火,留存下了军户后裔的怀祖情结和历史记忆,是世俗百姓在节日期间创造的"第二种生活"。娘子关古村镇的春节社火习俗体现了以人为本位,坚守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乃至天、地、鬼、神和谐共生的生存原则。娘子关的未来发展,应该依托生态文化优势,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这是一条古村镇持续发展的可靠路径。

张爱玲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张爱玲的出现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了整个上海文坛,她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本文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入手,探寻其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独特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放置于她所生活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在分析作品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时,也指出女性群体幽闭的生存状态。

从失忆到重建:《夸父逐日》神话的族源记忆与文化修复

《夸父逐日》神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保留了炎帝部族及其支系的族源记忆,是根植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象征。"逐日"行为实则体现出夸父对炎帝部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以及对部族秩序的维系。在后世的流传中,夸父神话却因典籍的失载、民间口头叙事的断裂、传统习俗的缺位而日益衰微。面对悠久、厚重民族文化的失落,实现夸父文化、黄帝文化、蚩尤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性保护,是河南灵宝地区唤醒古老族源记忆、进行传统文化修复与重建的关键举措。

传统技艺生产性方式保护模式的文化哲思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的建立完善,杰出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相继进入了各级名录,"后申遗时代"非常迫切、至为关键的任务是探索长效持久的非遗保护与发展之路。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总结出的有效保护方式之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理解传统技艺生活和审美的双重属性,把非遗项目还原到民众生活中进行原生态保护,彰显传统技艺的审美特性,使之服务民众,美化生活。还要对传统技艺做技艺和文化的整体观照,在传承核心技术的同时注意挖掘与发现传统技艺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使传统技艺的生命力得到延续。在此基础上,从传统技艺生存发展的实际出发,总结切实可行的保护模式,是传统技艺永续利用的可靠途径。

文化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

《续夷坚志》是元初诗人元好问创作的笔记体志怪小说,其中有许多内容各异的动物故事,文章旨在探寻书中的动物故事类型,运用民俗学、美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分析隐含在动物故事之后的深层思想,挖掘其中所涵盖的文化成因及哲学意蕴。

太原市迎泽公园相亲角活动调查——兼论传统婚恋民俗在现代社会的嬗变

相亲角是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的某些公共场所(如公园)出现的相亲场所。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并以案例描述为例,针对太原市迎泽公园相亲角的相亲活动,从民俗学视角对当代人们的婚恋方式及婚恋观进行分析,进而讨论传统婚恋民俗在现代社会的嬗变。

泽州县下村镇大南庄村牛拉桩故事传承情况研究

牛拉桩故事是泽州县下村镇大南庄村农历三月二十日古庙会的重要表演项目,因其独特的将扮装故事放在特制的车上,采用牛拉的形式在泽州县古庙会上独树一帜,并且将牛神信仰以及农耕文化传承都融入其中,牛拉桩庙会故事在村中通过群体传承而不断得到发展。本文主要依托于在实地考察下村镇大南庄区域环境以及牛拉桩传说的历史渊源、流传范围的基础上,对牛拉桩故事传承的濒危现状、传承人传承谱系情况以及牛拉桩未来采取的传承发展保护模式及保障措施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走西口移民运动带来的祖籍地与迁入地民俗文化变迁--以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内蒙古中西部村落为个案

通过对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内蒙古南部村落的对应性调查,分析了走西口移民对祖籍地晋西北和迁入地内蒙古南部公平来的民俗文化变迁,从民俗学角度对走西口移民的生活进行了解读。

蒙汉交汇区村落的民族民俗文化融合历程考察——以鄂尔多斯村落为例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区是包含着两种文化特质的文化区域。本文选取鄂尔多斯这一蒙汉交汇区作为研究背景，以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鄂托克旗的村落为例，从民俗学的视角审视蒙汉两个民族在这一特定区域中文化互动的一般进程。从纵向发展看，两族民俗文化在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时期，两族民俗的流向和互渗程度有着很大差别；从横向扩布看，两族民俗文化融合在空间上具有不平衡特点，农耕文化的延伸渗透和蒙汉两族的杂居深刻地影响着民俗融合的程度。蒙汉两族民俗文化融合带来了比原来单一文化圈更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民俗生活成为洞悉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以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查资料采研究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长期碰撞、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和谐相处，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交汇区村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多元文化视野下边关古镇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为例

山西边关要塞古村镇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军城到治城的发展,聚积了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伴随着村镇功能的演变,右卫镇逐渐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又蕴含现代的绿色资源。因此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探讨右卫镇的保护,应提倡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互结合的多维、立体保护模式,一方面增强绿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打造传统文化的绿色环境,这样才能实现边关要塞型古村镇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红色经典”民间主题原型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融通--以《红旗谱》、《林海雪原》为例

“红色经典”的范围有广狭之分，本文采用狭义的概念，即产生于“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的一批长篇小说。①这些作品主要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代表作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纯文学”浪潮使“红色经典”的政治思想倾向被无限放大，使之饱受诟病；同时，“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干预也使人们逐渐开始从文学本身切入，

陕北晋西汉画像神话的生命意识

汉代画像石作为丧葬祭祀艺术之一,集中体现了汉代人的“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及崇生的生命意识。其所描绘的神话中的祥瑞形象与神话情节不仅反映汉代社会淳朴的民俗及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更蕴藏着整个民族代代累积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哲思,反映出汉代人的价值追求。本文选取陕北晋西汉画像石中女娲伏羲、西王母东王公、日神话月神话三组极具代表性神话,从其所内蕴的祈愿族群延续的生命意识,渴求个体长生不老的生命意识,探寻万物共生宇宙的时空意识三个方面论述汉代人追求生命不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内质。这对于探讨中国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重新发现汉画像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

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中国新故事家研究--以1950-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第一批新故事家为例

新故事家的出现与新型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1958年,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党委在基层群众中选拔和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故事员。在运动中,部分故事员逐渐走上了讲、写相结合创作故事的新路子。他们从60年代开始与故事刊物长期合作,80年代中期,以故事刊物为主要阵地,孕育培养出了兼有卓越的讲、写能力的第一批新故事家。他们的讲演创作活动不仅对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基层群众中的传播起到了枢纽作用,而且通过刊物向社会部分地表达了群众的所急所想,使两个层面的思想得到交流、沟通,促进了新中国社会意识的生成与建构。同时,新故事家着力于"口头一书面"结合型文体的建设,在沟通传统口承叙事文学、说唱文学和中西叙事文学的基础上,促进了民族性语体文学的形成。

《酉阳杂俎》中的佛教文化叙事

《酉阳杂俎》是一部成书于晚唐的笔记小说集,书中收录了很多有关佛教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叙事色彩。佛教文化在《酉阳杂俎》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尤其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僧人形象的塑造和佛教的冥界观念等。其中《续集》卷7《金刚经鸩异》专门记述金刚经的灵验和福报故事,反映了唐朝民众对佛典的信仰崇拜以及对因果轮回的情节书写;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僧人形象,其中不乏扶危济困、弘扬佛法的仁慈僧人,同时也有少数为非作歹的恶僧形象;书中还对地狱冥界进行详尽的描述,其情景显然是对现实世界人间官府的影射,呈现出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李自成传说的英雄叙事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引起了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关注,在正史、文人俗文学和民间口承文学里均有记述。本文以民间流传的口承文本资料为依据,以李自成传说的英雄叙事为论述中心,概括了李自成传说的分布,勾勒出陕西、京晋豫、鄂湘三个传说圈,将其总结为三类八种类型,进而在与正史、俗文学比较的视野中,解读民众眼中的农民英雄,总结民间英雄人物传说的叙事艺术,评析不同的叙事文本所蕴含的史评、史观与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