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

仪式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界定自己的一大支柱,长期以来吸引了学人们广泛的兴趣。由于仪式文化现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学界对仪式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神话-仪式学派、心理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现象学派、实践-表演学派等应运而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仪式进行阐释。本文根据近年来海内外的相关成果,对仪式研究的诸种学术取向作一简略梳理。

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与意义

在艺术人类学研究实践中,通过关注艺术活动中人们浸入其中的情感、激情和欢乐愉悦,把握人类更多的感觉方式,有可能弥补以往人类学研究中仅仅关注理性、重视听觉式的访谈言说和视觉式的眼见为实的行动,而忽略了情绪情感、忽视了多种感觉方式之虞;借由对于艺术活动的"体验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由艺术形式的深入分析入手,人类学家可以探索文化观察与阐释的新途径。艺术人类学研究本身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类学学术理论性实践,应当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分类

作为人类学核心研究内容之一的仪式观念与实践,其分类纷繁多样,神圣/世俗是仪式分类的基本架构。不过在新近的人类学研究中,仪式的分类突破了传统的二分思维,越来越具有世俗与日常习俗的包容性。本文借助近年来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对仪式行为和近似仪式实践作一简略梳理。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

在舞蹈人类学开始被更多人关注之时,有必要对国际学术界目前使用的"舞蹈人类学"相关概念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辨析,以利明确学科地位、把握正确学术方向、促进学术应用。本文对"关于舞蹈的人类学""舞蹈的人类学""舞蹈民族学""民族舞蹈学""舞蹈民族志"等概念的内涵与使用、所涉及的相关范畴进行了追溯和讨论,也涉及舞蹈人类学研究途径和舞蹈人类学的学术定位等问题。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

中国古代有关"器"与"道"关系的争论,当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器"与"道"的关系可以在人类学的立场上加以重新讨论。经由被视为艺术的承载物或本体的器物,考察生产器物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认识和理解艺术生产的美学观,以及与器物相关的时间观、空间观、道德观、伦理观和宇宙观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此种过程,亦是追寻当代人类学物的研究的诸种学术理论积累和转换之路。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应当重新链接以往被割裂的"器"与"道"关系的知识脉络,不仅关注人们如何生产器物,更应重视在现实场景中器物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

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现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其创建者郝苏民先生荣休（国外称因有学术建树而得到“退而不休”待遇的学者为Professor Emeritus，我译之为“荣休”，我看郝先生当之无愧）之后不久，便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座谈，我十分感激。此前我来过这里一次，第一印象是，这个教学研究机构在民族学上有其值得珍惜的特色。

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学史的回顾,讨论中国民族学学科在追求世界性学科规范与倡导本土学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及人们的思考。20世纪前半期,从学科规范的确立开始,中国民族学家创建了符合国际学理的学科体系;此后与应用政治实践相关,学术规范出现了向苏联模式的转型;至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相关争论依然不断,并使两种对立倾向蕴含其中,在应当相辅相成的学术规范和本土发展之间却出现了种种对立的认识和实践。本文就此进行梳理,主张用一种新的立场和策略来处理学科世界性与学术本土性之间的关系。

从两部民族志谈人类学对艺术的理解精神

开题：西南中国的艺术与人类学研究进入西南中国的人类学家无论持有何种学术抱负与研究兴趣,一旦他们开始进入田野,便都会被几乎无处不在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事项”所包围,即便他们不关注“艺术”,也无从绕开那些服饰、工艺品、音乐、歌谣、舞蹈、仪式等众多静态与动态的艺术活动来开展田野工作。因此,即使不专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为目标,探讨在西南中国的田野工作中如何面对与观察这些活跃于当地社会中的艺术活动,也将有利于调查者获得一种整体观来深化自己的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多重因素的历史实践和民族和谐的基础——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讲座(四)

1999年4月李绍明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讲座中,既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形成的复杂过程,也从当代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在充分肯定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重要性的同时,李绍明先生也对当前的一些认知误区提出了批评和整改建议,他认为只有将区域自治真正落实,才能更好地贯彻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

人类学史中的时代和人物——斯托金《殖民情景:民族志知识情景化论集》读后

将人类学及其学者当作田野对象来考察，研究人类学知识的发展及学者思想的来龙去脉，是人类学史研究的重要责任；它启发学者对人类学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修正和更新，是人类学史研究存在的意义。西方人类学各研究领域中，人类学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初西方人类学史的研究，采用了惯常研究学科史的做法，即客观记录人类学知识间相互吸纳、交锋并积累的过程。二战以后，

穿越边界的观念流动与交互实践--2015年艺术人类学理论前沿研讨会综述

2015年6月13-14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前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召集人王建民教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类学学家以及活跃在社会现场进行艺术实践的当代艺术家与会，围绕“反思艺术与人类学”“艺术的人类学思考”以及“地方性与艺术社会行动”三个板块，展开了“跨界”意义上的交流对话。不同的理论立场、问题意识、方法论视角和实践个案交相碰撞，庄孔韶、翁乃群、景军、王建民、潘蛟等教授的精彩点评和讨论，为艺术人类学学科主体性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等焦点话题，提供集“当代性”和“比较”视角为一体的理论重估路径和构建前景。

学科关怀与学术思想传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专家王建民教授访谈录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先生在与中国学界的交流过程中,认为有必要给美国的同行们写一本有关中国人类学发展动态的专著作为教学参考材料。1994年顾氏的《中国人类学逸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出版后,被美国人类学界的书评誉为"填补空白"之举。时隔三年后的1997年,王建民教授的《中国民族学史》的出版,也被国内的学界大师认为是学科史上"超过前人研究"的"先锋之作"。二本学科史的著作,一为"知彼",另一本则为"知己",无"民族"与"学术"竞争之嫌,但在彼此的目标领域和对象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本次访谈中,王建民教授回顾了《中国民族学史》的知识与文本生产过程,对个人的受教经历、特定时段的学术语境、学术机制和范式的转换以及当今的中国人类学学术动态都作了广泛而深刻的阐述。

从川西集镇走出的中国学大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教授专访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中国学大师施坚雅教授所创立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涉及了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体系,为海内外各学界所广泛称道和长期引用。不太为人熟知的是这些丰碑性的理论构架均肇始于川西一隅,即成都东南郊区的高店子的点滴生活经验与施坚雅对城市化的长期兴趣。在访谈中,施坚雅教授对特定时空和政治环境里田野调查经历作了详细的回忆,为我们理解这位学术伟人的早期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提供了一种现有文献中鲜有的视角。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那段沧桑的日子里做了许多事。1935年夏天,他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前往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民生活,到冬天,在山里遭遇不幸,王同惠未获生还,费孝通负伤,在广州治疗之后,1936年夏天借养病之机在家乡调研。该年秋天,费孝通把所获材料带到英国,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名作《江村经济》。1938年,费孝通取道西贡进入云南,得到中英庚款资助,在该地开始研究工作,在“魁阁”创办社会学工作站,致力于“类型比较”研究。1944年,费孝通在访美归来后,曾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兼课,借此开始他的“第二期工作”,即“社会结构的分析”。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

中国大陆海外民族志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界对于中国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未能仔细梳理,这制约了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本文对中国古代海外记述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实地调查及其著作、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的早期案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学者所作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以求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史的总体轮廓,说明每一时期海外民族志发展的特点及研究重点的变化,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李绍明先生与近期西南人类学的发展

李绍明教授作为老一代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转型中应时而变,积极参与,在西南人类学学术史的总结与讨论和研究的继续推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四川及西南人类学近期的活跃。惜先生仙逝,不能面命吾等。本文谨对近期李绍明教授在这两方面的学术实践略加梳理,以表纪念之意。

梁钊韬先生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框架的构想

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在1981年主持复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并在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梁钊韬的四分支变体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分人类学学科架构进行分析和讨论,由学科训练追溯其基础,经学术实践型塑其认识,最终依此复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财富。

西北民族研究的理论性实践

自改革开放和学科重建2后，西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建设方面傲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学科领军人物郝苏民教授任教60年暨80华诞2际，很高兴我们有“年轻的”“80后”教授郝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建设这些学科。刚才几位教授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杨圣敏教授开启了对于学科建设的系统讨论，朝戈金、敖其两位教授有更为个人化的感受，周大鸣教授对应用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强调,王铭铭教授在学科发展方面也讲得很系统。我要讲的其实也是老生常谈。

本土知识分子与人类学知识生产--由怀念老友引发的思考

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人类学研究中,作为专业知识生产者的研究者与所研究群体的关系在民族志表述危机的反思之后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而在地文化精英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与学术角色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于与一位塔吉克族文化学者交往的追忆,讨论了人类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说明本土知识分子在关于一个族群或者地方的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价值和作用,探讨了双方如何在互动中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人类学和民族文化知识的扩展和变化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