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马弗尔《致他娇羞的情人》——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安德鲁·马弗尔的诗《致他娇羞的情人》所展现的是一位男性抒情诗人与他不情愿的（娇羞的）情人间炽热的爱情关系。作为这一爱情故事的主人公,他运用叙述来劝诱（或引诱）他心爱的人,以使她同意在文本外的世界里使他的爱得以完美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运用了三个不同的叙述序列,三个爱情故事发展的可能形式,每一个都基于不同的叙述脚本。在彼特拉克主义这一当时爱情观的总体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实现充满激情的爱是持强烈否定态度的,因为这一爱情观排除了满足性欲有助于情感的纯净和升华这样的观念。前两个叙述序列各占诗歌的三分之一,表现（＂讲述＂）了在彼特拉克观念的前提下,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会有幸福的结局：第一个序列中,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这一假设和虚幻的条件下（＂足够的天地和光阴＂）,这一满足感将被无限期地推迟;第二个序列中,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这一现实条件下,无限期的推迟无异于不可能。这两个版本都被嘲笑,因而含蓄地被拒绝为不切实际的,最终是不人道的。针对这两个从根本上无法令人满意、两个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结局的序列,抒情人在人类无可逃避的生存短暂的情况下,在渴望实现他们的欲望并得以相互满足中,给他心爱的人设想并讲述了亟待将之付诸实践的第三个叙述。由此,两个毫无惊人之处的宏观序列与一个潜在的充满众多变化的叙述最终走向一个事关重大的结局,但却要由这对情人在诗歌之外的现实中、在文本外的世界中去实现。在面对生存危机或心理问题时,这样一种实践性、功能性叙事的运用,可以看作是抒情诗的一种典型叙事策略。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7首——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将图式理论（构架、素材）运用于对诗歌的叙事学分析。莎士比亚的第107首十四行诗是对彼特拉克爱情观的一个特殊修正：无私的爱的倾诉，以及对男性朋友（而非惯常的美丽纯洁的女子）的崇敬。诗歌初始情境的特征表现为因朋友的行为而使完美的友谊出现危机。在这一状况下，抒情人表达了他对自己昔日完美的爱（作为未来发展的素材）重生的渴望，并将这一私人欲望的实现与在公共领域克服国家危机的类似希望相联系（第一个四行诗节）。继而，在诗歌的叙事进程中，公共危机的最终解决（第二诗节），以类似解决私人问题的保证而出现（第三诗节第一部分）。但是，抒情人出乎意料地将其欲望从爱的构架转向他自己作为诗人表现的优越才能，宣称自己将不朽（第三诗节第二部分），并对朋友许诺，作为他诗歌的艺术主题，在自己死后，他也将同样不朽（尾联）。这样，在诗歌的叙事发展中就有两个转折点或事件——第一，在被叙述的故事层次上（一个发生之事中的事件）：政治危机的成功解决，以及通过类比，在私人领域中他的爱的类似前景；第二，从爱的架构（以及素材）转向艺术成就（一个呈现事件），从恳请朋友爱的重生到他作为诗人的自我肯定。这一从爱到艺术的构架突破，明显地是由抒情人对受到威胁的朋友的爱的消退转而试图断言他自身所驱动的，从而恢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平衡。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或梦中幻景断片》: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柯勒律治的诗歌《忽必烈汗》,通过具有不同主人公和叙述者的三个连续的叙述序列,巧妙地表现出艺术创造(诗歌的主题框架)的不确定过程。抒情人(将自己界定为作者)首先记录了灵感来自梦中幻象的有关忽必烈汗的诗歌写作被打断。接着,一个客观的抒情人叙说了忽必烈汗建造欢乐宫的故事。最后,抒情人表达了他尚未实现的渴望,即在诗歌中重新创造宫殿,以此作为他被接受为真正诗人的前提。三个序列之间的相互连接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以潜在地克服浪漫主义诗人艺术创造力的问题。艺术创造的三个叙述,其结束相对于事件性各有不同。第一个叙述无法触及事件,第三个叙述只能设想未来的事件,第二个叙述则涉及在过去取得的重要成就。诗歌赋予诸事件在两个层次上以特色,一是在被叙述的故事层次上,二是在三个故事的系列层次上,作为对有意识的创造性问题的灵巧解决和对灵感来源的确认。

济慈《忧郁颂》——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诗歌的抒情人在两个相续的叙述序列中,对比了对忧郁或沮丧(框架)可供选择的反应(脚本)。消极的反应用以抑制痛苦,排斥痛苦,并支持以积极的态度激发短暂的体验,以增强敏锐的生命感。对待忧郁的两种方式在事件性的形式与程度上都有所不同,一种选择遗忘和消失,另一种则是自我保护与意气昂扬。最终给体验忧郁一种积极和动态处理的选择,使抒情人富于想象力地转化成构成中介或诗歌事件的艺术品。与此同时,用以表现诗歌中这一转化的各种手段凸显了这一事件不确定性的地位,这也可被理解为英勇探索的一个反讽性的虎头蛇尾。

托马斯·哈代《声音》——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实践叙事学研究以阐明《声音》所牵涉的时间结构,并解释其功能。两个叙述序列的内在联系,即一方面按时间顺序进程展开的对过去爱情关系的回忆,这一关系的疏远和最终丧失;另一方面,则是在反向时间顺序的想象中重述对这一回忆的体验,追寻爱情关系从最初的幸福时光到逐渐恶化的发展。两个序列以时态、表现模式和它们在诗歌背景中的位置而加以区分:重新找回并浓缩的过去的故事镶嵌在眼下的叙述中,成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回忆过程。诗歌的事件结构也是复杂的,两个序列都有否定性的事件。试图恢复幸福的过去,作为一个渴望中的有意义的积极转折,在失望和沮丧中结束,结果,回忆的过程引起抒情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他现在的凄凉和衰落。对失望和自我意识的强调可以归类为现代主义的特征。

菲利普·拉金与托马斯·胡德的《我记得,我记得》抒情诗叙事学分析

英国当代诗人菲利普·拉金的抒情诗《我记得,我记得》的题名是对19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的同一浪漫儿童诗歌题名的袭用。后者的诗歌作为前者的互文本,具有特定的意义。从叙事学的视野展开对抒情诗的分析,比较这两首作为对童年和成长回忆的抒情诗歌,可以看出在同一题名之下二者的明显差别和各自所表现的对立观念。胡德的诗歌显示出对童年和成长的发展充满着浪漫的情怀,而拉金的诗歌则显示出一种现代的幻灭。这一差异最终可以归之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