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累积犯的正当性

累积犯概念自德国学者库伦以《德国刑法》第314条水污染罪为原型提出以来,便一直遭受批评,批评可概括为缺乏明确性、违反微罪不罚以及违背罪责原则。但是,前两种批评混淆了对水污染罪是累积犯以及对累积犯本身的批判;唯一可普遍化的违背罪责原则的批评,因罪责原则缺乏统一性而陷入循环论证。来自这三个层面的批评并不足以否定累积犯的正当性。建立在真实的累积性效应基础上的累积犯,并非致力于全面禁止所有具有累积性危险的行为,因而并不必然导致刑法的过度扩张。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在刑法中接受累积犯,而是在原则上接受累积犯的前提下如何建构累积犯的正当性标准,这也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议题。

民法典时代体育赞助法律关系的法理阐释、规范进路与制度供给——以《体育法》第三次修订为背景

体育赞助法律关系同时涉及合同与侵权问题。基于关涉法域的多元性等因素,《体育法》并未专门规定“体育赞助合同”类型,故只能通过解释论寻求规范依归。考量体育赞助协议的典型合同目的等因素,可以发现“赠与合同说”等传统解释路径存在逻辑错误或规制不足问题。对此,根据体育赞助的营利性、对价性和“品牌传播”目的,将之认定为商业标识许可使用合同的特殊类型,并以《民法典》第993条及《体育法》第52条第2款作为规范框架,既符合合同层面的规范现实,又能够实现侵权层面的逻辑自洽;同时,应考虑以体育商业标识保护为重点,通过明确使用权流转规则、标识瑕疵担保义务法定化等措施,从合同及侵权两个层面共同为体育赞助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中德网络帮助犯规制体系之评介反思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空间中涌现出大量犯罪技术支持行为并且逐渐呈现出产业化发展趋势,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与德国模式相比,我国虽然在推进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立法和司法尝试,但却欠缺对传统刑法理论之合理性的反思。帮助行为的网络异化为片面共犯理论的证成提供了契机,进而引导我们对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进行思考。

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

本文旨在提供一个有关国际海洋法法庭之裁决原理的概览,这些裁决原理涉及法庭对那些适用于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环境原则的发展。本文显示,相关的判例法呈现出一种特征,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不断进行动态化的理解。特别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已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的内容具体化,它肯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风险预警原则"的效力,并且赋予该原则以极度重要性。法庭还依据"适当注意义务",进一步解释了其他相关义务。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海洋法法庭所采用的方法属于在实施环境原则方面最有前景的方法——这是因为,以一种综合和普遍接受的方式界定有关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之义务的实体内容,这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国际海洋法法庭和附件七仲裁庭所追求的整体方法不能超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它们设定的管辖权限制。

论警力私人化

本文关注民用私人安保(private security)与政府公共警力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详细描述了那些调整公共和私人安保活动的法律规范,并指出私人安保业务的增长并非通常意义上所谓“私人化”(privatization)的结果。私人安保在许多国家是一个规模庞大且快速增长的产业,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描述了一些与之有关的现实情况。文章进而关注私人安保需求的来源及其对公共安全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私人安保的保护作用在理念层面与宪政法治国中的政府警察被期望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私人安保旨在将犯罪所导致的损失控制在有效率的水平,而公共警力的目标则是针对犯罪寻求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保护。这两种不同的目标会使私人安保与公共警力的活动在公共安全和公民财富分配方面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时,私人安保并不会制造一般威慑。部署安保力量会导致犯罪转移,而公共警力在其部署时会考虑这种效果,私人安保力量则没有激励去关注这一问题。本文接着论述了私人安保和公共警力在嫌疑人权利保护、法治和政治问责等三个方面对应的不同效果。本文最后检视了有关私人安保在降低犯罪水平方面是否有效这一问题的一些经验研究,相关研究均发现私人安保对降低犯罪水平确有显著影响。

格老秀斯刑罚论

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而闻名于世,其对刑罚理论研究的贡献却被世人遗忘和忽视。格老秀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在《战争与和平法》(第2卷)中提出了独到的刑罚理论。他从自然法的视角分析了刑罚概念及其与正义的关联;从神的视角、人类的视角和国家的视角对刑罚来源这一刑罚理论本体论的问题进行论证。此外,格老秀斯还从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了刑罚的功能;他还以“因何而罚”和“为何而罚”的设问对量刑理论展开论述。

论伪实证主义——试析福斯特霍夫公法学方法论

德国行政法学家福斯特霍夫将宪法解释为纯技术性的法治体系,从而抽空宪法价值内涵;从社会实证角度研究行政法,赋予当代行政生存照顾职能,但过于强调行政的价值实现和自主构建,造成行政法脱离宪法监督,破坏了整体法治。总结福斯特霍夫的公法学方法论有益于加强对法治国、社会国背景下公法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法教义学——关于德国法学的发展及其思维与操作方式的思考

鉴于德国法教义学研究的不足,本文重点探讨法教义学的思维和操作方式。首先,概述法教义学的理论起点、观察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发展过程;其次,指出法律方法并非法教义学的操作方式,并论述法教义学的图式以及法教义学语句的地位;再次,分析法学的基本假设,并指出在这些假设上,法教义学形成的观念分歧;最后,在结语部分指出,法律实践取向是法教义学的独有特征,不应夸大法教义学的地位。

法典化理念的未来——现行法典下的司法、法学和立法

前言现行法中的法典以及法典化理念的原理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经常谈到的法典化理念的危机以及由单行法规的泛滥所引起的法典的交替和崩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法典不仅在思想史上是过时的,而且也不能满足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本文是在1984年2月6日于卡尔斯鲁厄法学研究会(Juristische Studiengesellschaft)上所做的简化版报告的基础上为了出版修订而成,所持观点正好与之相反。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

环境侵权诉讼案件中,因果关系十分复杂,受害人要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十分困难,因此,因果关系推定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提出证据责任,帮助受害人实现其证明因果关系存在,得到各国推崇。各国都围绕因果关系推定提出了各种学说,包括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表见证据说、概率因果关系说、设施责任说和违反注意义务说。本文重点介绍了各国学说,并分析了在环境侵权具体诉讼中应当如何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欧洲共同避难制度的发展与反思——以“都柏林规则”为中心的考察

自《申根协定》生效以来,欧盟成员国逐渐建立起以"都柏林规则"为核心的共同避难制度。然而,这一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如忽视人权保护、责任分配失衡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使得其在应对大规模突发难民危机时显得相当脆弱,并最终在2014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几乎被冲垮,甚至连申根区也有倒塌的危险。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取代"都柏林规则"的新的避难制度方案虽然对原有规则进行修正并对其中的制度性问题做出了回应,但其出台的时空环境却对新方案的通过和落实形成了严峻挑战。本文拟从欧洲共同避难制度建构的历史发展入手,围绕该规则核心的"难民申请负责国之确定标准"和"安全国家"假定的原则及其例外,透过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来解析以"都柏林规则"为核心的欧洲共同避难制度对此次难民危机应对乏力的原因,并对其进行了初步反思。

误区与纠偏：欺骗罪中默示欺骗的认定

在默示欺骗的场合,对认识错误的利用不是欺骗,除非行为人基于特殊原因在例外情况下必须纠正这种认识错误。默示的欺骗之根据通常被认为是所谓的"接收人认知",但此理论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应予以摒弃,而且交际理论也不能成为其根据。合理的根据应为:一种根深蒂固、毋庸置疑的惯例,是值得保护的;然而,为了获利而利用惯例免除人际互动场合中询问义务的,应根据默示欺骗这一理论合理地受到处罚。

欧盟竞争法公共执行最终意见在私人诉讼中的证明效力研究

在反垄断执行同时存在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种执行系统的情况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公共执行的最终意见能否在私人诉讼中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证明效力。美国与欧盟都先后建立了约束力规则或初步证据规则,其主要目标一方面在于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在于维持公私执行的一致性同时节省执行成本。但是对约束力规则或初步证据规则的质疑也同时存在,尤其是在司法独立以及被告的程序性权利保障等方面。通过讨论欧盟的公共执行意见在其后的民事反垄断诉讼中的证明效力规则,可为我国统合公私执行,保证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提供借鉴。

“斯图加特21”——公众参与转型契机

'斯图加特21'是一项改造斯图加特火车总站的建设工程,工程建设受到当地民众强烈抗议,以对其财政预算举行全民表决而暂告结束。受其影响,《德国行政程序法》增加了提早的公众参与条款;为了配合能源转型,《德国高压电网扩建加速法》设计了多次公众参与的模式,希望借此提高民众接受度并加快工程建设。公众参与并不能实现民主正当性,却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机关对建设工程享有最终批准决定权,面对规划'民主化'呼声,公众参与必须限定在政治和法律框架之内。

“斯图加特21”——公众参与转型契机

“斯图加特21”是一项改造斯图加特火车总站的建设工程,工程建设受到当地民众强烈抗议,以对其财政预算举行全民表决而暂告结束.受其影响,《德国行政程序法》增加了提早的公众参与条款;为了配合能源转型,《德国高压电网扩建加速法》设计了多次公众参与的模式,希望借此提高民众接受度并加快工程建设.公众参与并不能实现民主正当性,却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机关对建设工程享有最终批准决定权,面对规划“民主化”呼声,公众参与必须限定在政治和法律框架之内.

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设定与反思——以德国法为路径的展开

犯罪低龄化引起了德国社会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激烈讨论,各方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对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问题提出了完全不相容的主张。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在德国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最终结合行为人社会意义上的自主性、发展心理学的论证和刑事政策的影响等因素被设定在14周岁。但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是规范设定,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科学事实与规范设定的分离性、刑事政策的矛盾性与社会能力年龄设定的多元性。故而,只有废除刑事责任年龄的规范设定,建立以“智育和德育作为第一层次、不法认识和行动抑制作为第二层次”的罪责能力实质判断体系,才能化解当下刑事责任年龄争议的危机。

论公司治理中的投资者主导型可持续性

目前,向可持续性经济的过渡涉及资本市场的变化。为应对这一挑战,立法者往往试图通过制定行为标准的方式来规制公司在面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E)问题时的行为。不同于上述方法,本文提出了在资本市场中实现更强可持续性的另一种途径,即扩大对投资者的赋权。这种对市场自身的信任的基础是近年来金融市场中供需双方的发展变化,以及机构投资者向共同所有权的转变。在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者或机构投资者之间建立联盟,以及说服其他投资者支持某一特定的倡议,这些需求可以作为一个内在的过滤器。其作用是帮助市场克服追求股东的异质性利益,①而仅支持那些得到大多数投资者支持的活动。近年来,机构化的投资者平台已成为一种给投资者赋权的力量,其不仅有助于协调投资者的活动,同时利于分担参与成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股东参与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驱动力。本文指出,与以立法机构为主导的规范性和监管方式相比,投资者主导的可持续性更具优势。例如,如果聚焦于投资者主导,则会遵循一种更加灵活和动态的模式,而不是遵守僵硬的预设标准。此外,投资者青睐的评估不会像笼统的法律标准那样削弱社会福利,不会引发监管套利,同时也不会使公司决策陷入僵局。因此,任何监管活动都应该仅限于发挥促进性和支持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