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4月~2012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联合,对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阙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出土以瓦当为主的各类遗物234件(组)。此次发掘进一步厘清了阳陵帝陵陵园的结构布局和东阙门的营造方式,寻找到东阙门建筑规制提升的证据并确定了其毁弃的原因,也为继续开展阳陵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标识系统建设项目实践与思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我国特有的大遗址保护手段和特定公共文化空间,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文章回顾了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目的与意义、建设难点,得出标识系统建设的要素,展望遗址标识的未来表现手法。

汉阳陵K21号外藏坑裂隙调查及稳定性研究

汉阳陵博物馆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是我国也是全世界首座全封闭地下博物馆,其外藏坑的裂隙病害发育,严重危及坑壁和坑底文物安全,迫切需要保护和加固。以往对露天和半封闭环境下遗址病害及防治研究居多,而对全封闭环境下的研究鲜有报道。以汉阳陵K21号外藏坑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现场调查确定裂隙数量和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裂隙产生的原因并进行分类,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坑壁稳定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K21号外藏坑共53条裂隙,主要分布于南、北侧地表和坑壁,地表纵向裂隙为卸荷裂隙,地表横向裂隙为干缩裂隙,坑壁裂隙主要为构造裂隙;纵向卸荷裂隙是坑壁稳定性降低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地震、人为荷载还是裂隙进一步发育都将导致坑壁发生失稳。建议采用锚杆对坑壁进行加固,通过施加预应力对卸荷裂隙进行复位和预紧。该研究对馆藏遗址裂隙病害调查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探析汉景帝阳陵遗址公园低养护成本下高质量的园林养护管理

提倡低养护成本下高质量的园林养护管理,是推进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任务,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现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向上级申请到园林养护经费,目前,主要依靠遗址公园自有资金维护,费用捉襟见肘。现针对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加强管理,合理分配人力,物力,降低成本提升园林养护质量进行探析。

基于极限学习机的汉阳陵外藏坑遗址温度预测研究

作为我国首座全封闭式遗址博物馆,汉阳陵外藏坑遗址博物馆已积累超过700万条各类监测数据。然而,受限于海量数据挖掘能力,目前研究中存在监测数据利用率不足和预测模型准确率较低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引入大数据机器学习领域的极限学习机方法对遗址温度进行系统分析和建模预测。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大数据发掘和处理能力,能够有效分析温度的变化规律及特征,并对未来温度变化趋势和细节变化特征实现较为准确的预测。本方法的引入可为遗址预防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

西汉周应墓相关问题探析

周应墓为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之一,位于阳陵东区陪葬墓区域,其以列侯身份陪葬,设有独立的墓园,规格较高。墓葬为西汉前期典型的斜坡墓道洞室墓,以简单的木结构在墓室门前构筑的“前厅”。陪葬的塑衣式陶俑是墓主生前“家吏”“家臣”和“侍从”的替代品。推测该墓建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时代明确,为西汉阳陵陪葬墓的代表。

关中地区秦汉空心砖墓与陵邑移民

空心砖墓作为东周至汉代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主要分布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两地空心砖墓相似颇多,以往学界多将之归于一体研究,疏于论其关系,缺乏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全面认识。文章通过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葬的梳理,将该地区空心砖墓分为五期。在此基础上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分布和文化源流进行探讨,认为该地区空心砖墓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陵邑徙民活动有关,其发展与衰落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持续影响。

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论唐代双室砖券墓的“神龙模式”

目前已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券墓,唐中宗朝至玄宗朝初期下葬的15个墓例具备典型规律和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命名为“神龙模式”墓葬。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神龙模式”墓葬作以综合分析,认为其密集出现是由“后武则天时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决定的。“神龙模式”的积极制作者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宗室女性,其消失是缘于唐玄宗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墓葬规模和葬礼规格关乎政治秩序,当“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神龙模式”这种利用葬礼表达政治意图的手段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和利用价值。

基于游客满意度的旅游产品构建策略分析

游客满意度和旅游资源内涵价值的发挥对于旅游产品开发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产品本质上就是依托各种自然或者是非自然的旅游资源,开发构建的面向游客的系列化和集约化旅游产品,评价旅游产品质量的关键指标就是游客满意度。因此,在旅游产品开发时需要切实有效地尊重游客满意度,建立起全面覆盖的游客满意度评价体系,运用游客满意度评价结果来指导旅游产品开发构建工作。基于此,本文对旅游游客满意度下旅游产品的构建策略展开一系列分析。其中:第一部分对游客满意度进行分析,阐述了游客满意度的概念,介绍了游客满意度的八个维度以及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的重要性,为旅游产品的开发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旅游产品构建和开发进行概述,解释了旅游产品的定义,指出旅游产品构建和开发的原则;第三部分指出旅游产品开发和构建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则基于游客满意度,提出了旅游产品构建的具体策略,以供参考。

非同质化通证(NFT)技术下我国文博数字藏品的发展研究

目前文博数字藏品已成为文化产业新业态,它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了文物资源数字化成果的链上流动,具有独一无二、不可篡改、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时结合文物文化价值和博物馆品牌影响力,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及商业价值,也为资源管理方带来了相应的风险。本文通过15个月的产品调研,厘清了NFT与文博数字藏品的发展关系,探讨了通过政策引领、产业融合和消费升级来实现风险防范。上述结论为文博单位数字文创的可持续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合理应用提供了有益参考。

汉阳陵东区陪葬墓M3之外藏坑考古发掘简报

汉阳陵陪葬墓分为东区和北区,以东区为主。东区陪葬墓以东司马门道为中轴线南北两侧分布,距离陵园暨司马门道近者规格较高,规模较大,随葬品亦较为丰富。2014~2016年,阳陵考古队对东区陪葬墓M3的外藏坑进行了发掘。墓葬有外藏坑(外藏箱)2座,设在墓道位置,用木材搭建成长方形的箱体结构,放置陶/木俑、木质车马、石磬、生活器具等随葬品千余件。

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经费与设计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阳陵的绿化必须结合文物遗址特点和文物遗址的保护要求科学合理配置,否则就会背离考古遗址景观对绿化的特殊要求。目前该园陵绿化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资金问题,该遗址公园因财权不符而引发的绿化资金后续运营养护预算科目不足,财政政策和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遗址公园建设,多数项目因绿化资金不足呈荒芜状态;二是景观问题,绿化景观存在与古遗址不融入问题。该文通过对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历史进行梳理,从财政政策和绿化设计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古代吸杯诸事新考

吸杯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类特殊杯形,经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其命名源自“碧筒”,但与荷叶杯又有所区别。荷叶杯是从杯口形制而得名,吸杯命名来源则是其用法。结合当时的文物遗存材料及文献记载,推论出吸杯的主要功用并非洗鼻,而是为了饮酒时减少酒中杂质之用。其用法还是以口唇吸酒。

博物馆教育项目的设计、执行和评估——国际博物馆协会教育与文化委员会年度“五佳项目”评选的启示

国际博物馆协会教育与文化委员会每年评选五佳项目,旨在指导和规范教育与文化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五佳项目在设计、执行、评估阶段各有其遵循的原则,即设计阶段的目的性、相关性和合理性原则,执行阶段的适宜性原则,评估阶段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原则,同时还要阐释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具体要求。对比中国博物馆的特色项目,中国博物馆在设计阶段存在目的性欠开放、科学相关性考量不足,在执行阶段存在贯彻适宜性专业程度不够深入、博物馆教育方法欠灵活,在评估阶段存在问卷设计欠科学、调查方法较单一、问题分析不足等问题,对此,中国博物馆教育项目设计应合理调整三阶段权重分配比例,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从而促进博物馆更好发挥教育功能。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秦汉、唐衣冠服饰制度研究

为了解秦汉、唐时期的服饰制度,通过文献梳理、实物考证等方法,从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经济发展、文化理念等方面对秦汉、唐时期服饰文化产生的背景和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论述秦汉、唐时期社会发展与衣冠服饰及服饰制度的关系.研究表明,衣冠服饰是当时统治的需要和政治的产物.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道德约束,都在服饰制度的制定下表现出和谐,并在封建统治的条件下,维系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富足使服饰制度在唐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儒家礼仪制度和开放的文化理念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统治下男尊女卑的服饰制度.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

本文对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墓M3015出土的两件犍陀罗风格金铜佛像开展了工艺考察和检测分析,主要采用了宏观观察、超景深显微摄像、X光摄像、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金矿相显微分析等方法。结果表明两件佛像材质均为铅锡青铜,以陶范法铸造,并经插接组合、锉磨、钻孔等工序制成。两件金铜佛像的合金成分、铸造技术与犍陀罗地区同时期铜雕像技术有差别,而与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主流相同,应是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中国本土产品。

桂林唐代摩崖观音像初步研究

桂林摩崖造像中有3铺单尊观音立像,其双足外撇、足跟相对的表现手法相当特别。通过与同时期国内其他石窟寺造像的比较研究,发现这种表现形式可能与波罗王朝时期东印度的造像艺术有关,带有一定的密教色彩。唐朝中后期在藏东、川西和青海玉树等地的摩崖造像上有所表现,之后随着吐蕃势力的壮大流传到河西地区,最后通过吐蕃与大唐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到达长安。造像主宋伯康来自于长安显赫的宦官世家,观音像的粉本极有可能是由他自长安带到桂州。从这些观音像可以窥见唐末桂州的佛教信仰以净土宗和禅宗为主。

论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对周人迁岐的指示意义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处于一种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七星河流域的中心聚落逐渐成长为泾渭流域西部、关中地区直至西周王朝的中心。京当类遗存时期,周原遗址是关中西部社会的中心聚落,为商王朝的统治据点所在。而之后的周人再次选择了这个遗址并将其沿用至西周晚期,反映了周原遗址在京当类时期应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中心,并辐射和影响着周边。认识这个时期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对于理解周人迁岐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