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封泥中苑囿职官结构勘考——以“御弄”为中心

秦代的苑囿职官在历史文献中有一定记载,随着秦封泥的出土和研究,对秦汉苑囿职官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同研究者对秦封泥中相关苑囿职官的释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误解。在此前出土秦封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新近所见文献器物,对“御弄”等与之相近的苑囿职官结构进行新的勘考和分析。

酹郑奇

郑奇竟然奇怪地就这么走了。据说还是因为在满足和高兴中喝酒,带着酒意仙去,我听了以后简直都不能相信!这个老同学,比我要年长,也就学在先。所以,我跟他交游就是追随学长,只不过他为人坦率,常在一起争论,争论起来他就把眼睛瞪得滚圆,非常认真,声色俱厉,但争完以后又觉得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候,他是不喝酒的啊,豪情逸气,无需借酒。

论汉代图像的秩序构建

汉代社会极为强调秩序,体现于图像中即界格对图像的规范,它在画像中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从无到有,从显到隐等。不同阶段,不同图像题材其表现形式都会有所区别。理解这一点有助于解读汉代画像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等内容。

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浅议

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汉画研究数据库中“图与词”的结构性思考

“汉画研究”从广义而言，其对象包括所有汉代遗留至今的图像资料；而从更为确切的狭义角度，则指汉墓及其他遗迹中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等材料。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基础领域之一，汉画研究的深入对客观认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物质文化、思想观念的演进轨迹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盘龙柱在汉代的东西方来源考

本文以苏鲁豫皖地区东汉石室墓中出土的仿木作浮雕石柱为依据,提出汉代地上建筑中应该已产生了宋代以后盘龙柱的初步雏形,但其形制和装饰工艺尚未完全定型,仍处于多样化发展阶段。同时,汉代中国本土艺术中的龙蛇之类神兽形象以及编带包覆柱体的装饰工艺皆与后世盘龙柱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在滕州发现的螺旋柱实例,则表明当时地中海地区建筑文化的输入性影响,也可能是盘龙柱形式的潜在来源之一。

汉代图像中的乐舞形象研究

文章对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与《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共同研究汉画图像的合作项目做了介绍和解释,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图像-文献-实物三路交叉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设想。

汉代乐舞研究现状与反思

汉代乐舞直指礼乐问题,这是古代文化研究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利用图像和文献材料对汉代舞蹈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名物、起源、图像形制、舞蹈姿态、舞乐制度、舞蹈复原等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对汉代舞蹈的认知,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随着对方法和材料等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关于舞蹈文献和图像价值及其使用的限度都得到了反思。并且随着近年来汉画总体的图像著录工作的巨大推进,汉代乐舞的整体研究及图像志工作具有了新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现行舞蹈研究的情况,使得我们对于汉代舞蹈研究的诸多研究过程和结论都提出了疑问。文章意在对汉代舞蹈研究的部分问题加以思考,并对乐舞研究材料的界限及可能性进行分析。

米脂县出土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与相关图像综述

文章以米脂县历年出土和征集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像为基础,兼顾其他可能与表演活动有关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场景画面;并在参考各地相关案例的前提下,分析总结当地汉画乐舞百戏图像所反映出的陕北地方性特色和跨区域普遍性规律,及其对汉代乐舞研究的潜在意义。

关于周瘦鹃盆景艺术的几点思考

周瘦鹃是我国知名的翻译家、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园艺家和盆景艺术家,他的盆景艺术大大推动了我国当代的苏派盆景艺术的发展。文章围绕周瘦鹃的苏派盆景艺术展开探究。

孝堂山石祠弋射图像及相关问题考

弋射是出现极早随后又逐渐消失的一种古老的射猎活动。描绘该活动的图像,在存世的先秦青铜器上是较为常见的纹样。在漆器、汉代画像砖以及画像石等器物媒介上,也有一定数量的图像遗存。孝堂山石祠中的弋射图像(图1),内容丰富,却一直未被研究者注意。该图分布在孝堂山石祠三角隔梁东壁朝门口方向一端,即“升鼎图”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