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第二版释义概述及修订实例举隅

文章介绍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在释义方面的编纂理念与实践。释义概述部分详细阐述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在义项收录、义项分合、释义方式、释义用语等方面的要求和尺度,以确保释义的准确、清晰与全面。同时,通过具体修订实例,展示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在修正因书证不足、误解前人注解及“以今律古”等原因造成的释义错误方面的努力,以及如何通过扩大语料范围和参考学术研究成果来完善专科词条和百科词条的释义。这些实例不仅体现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纂者的严谨态度,也展示了其在提升释义质量方面的显著成效。通过释义的修订,不仅提升了词典的整体质量,也为汉语词汇学和汉语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未来,随着学术界对《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征求意见本的反馈意见不断汇聚,词典将继续优化和完善,力求在合卷本中为使用者提供更加精准、全面的条目释义。

《汉语大词典》编纂纪实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出版发行了。这是我国文化界、学术界,特别是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汉语大词典》被国务院列为重点科研项目,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大工程。这部词典在整理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汉语语言的发展演变做出了科学的。

辞书修订需要与时俱进——《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有感

辞书的修订应当与时俱进。文章从《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文献资料引用范围的扩大和引书体例的修订这两方面出发,管中窥豹、以小见大,探讨《汉语大词典》修订工作是如何与时俱进的。文章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总体上扩大文献资料的引用范围;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引书体例的个别修订。

略论汉语词源词典的编纂

词源词典是以阐述某种或某系语言词语的历史来源及其词形、读音、语义等的发展演变为主要内容的工具书。在国外,这种词典的编纂是与历史语言学兴起以来的词源学研究分不开的。在我国,汉语词源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但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词源词典尚付阙如。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期编出较大规模的汉语词源词典,使之成为我国辞书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用材料理论双石攻近代汉语语法和历史词汇学之玉——蒋绍愚教授汉语史研究访谈录

蒋绍愚教授是当今近代汉语语法和历史词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在访谈中他指出,做语言学研究第一必须全面掌握有关材料,第二必须重视理论的探讨,努力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第三要充分展开学术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切磋可以推进学术的发展。

《汉语大词典》书证的缺陷及补救

正文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语文词典，全书共收单字22000多条，收古今词语375000余条，历时18载，于1993年全部出齐。出版十多年来，好评如潮，成为古今汉语词语集大成之巨著。尽管如此，却因为在书证中没有强调始见书，而是要求“恰当地引用书证”这一失误，成了《汉语大词典》出版以后最受人诟病之处。

汉语工具书数字出版精品化策略分析

我们常用的工具书主要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书目、索引和文摘等,以汉语词典为典型代表的工具书,是传统出版领域的重要部分,它不仅为出版社带来了经济效益,且在传承社会文明、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也功不可没。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电子设备的迅猛普及,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字出版近年来发展迅速,面对满眼繁花的数字出版浪潮,汉语工具书数字出版精品化发展已成为社会的强烈呼声、读者的期盼、出版人的追求,也是出版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摩尼教“大神咒”研究——帕提亚文文书M1202再考释

摩尼作为大医王 ,从肉体和精神上治病救人的主要方式是运用“大法药”和“大神咒”。从摩尼教符咒帕提亚文书 M1 2 0 2来看 ,摩尼教的符咒吸收了许多佛教符咒的成份 ,M1 2 0 2中的夜叉名单 ,与《孔雀王咒经》等佛教符咒中的资料密切相关。但是 ,摩尼教经常处于非法地位 ,它的法术自然被视为妖言惑众 ,严加禁断。相反 ,佛教为背景的巫术 ,不把鬼和神看成水火不兼容的两个阵营 ,而是看成一个连续的系列。然而 ,无论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怎样发展 ,并未取代巫术。相反 ,巫术从这些宗教中“广征博引”,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金文“对扬”历史观

"对扬"是一个结构稳定的复词,溯其历史,晚商铭文始用"杨",西周初始用"对",而后"对扬"连用。"扬"、"对"本义相同,均为"举"和"显明",于铭文中为显扬、称扬或颂扬之义。"对扬"连用,为加重语气、增强感情,与其在铭文中的句式由简朴式?文饰式一样,符合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对扬"常出现于有关册命的铭文,因而被当作册命礼的一部分,说成是亡佚的古礼仪注。稽考所有有关对扬的铭文和有关古代册命制度的文献,可知"对扬"乃当时常用套语,因有称扬、颂扬义,故常用于记述册命礼的铭文,它本身与册命礼无必然联系。它之所以被解释为口呼王美、手举赐物的古礼,完全是铜器铭文省略而造成的错觉。时世推移,鼎彝沉埋,汉儒不明本义,又囿于汉代从口之对的"应无方"之说。将"对扬"释为"对答"或"答受称扬"。由于经学在历史上的地位,使"对扬"词义在一定程度上沿着汉儒的注释而引申。这便是"对扬"一词产生、发展的历史。

《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唐五代字韵书所反映之唐代避讳与字形

一、唐讳与字形 唐以李为国姓,因有捕鲤之禁;以唐为国号,遂有钱塘之讳。此国姓国号之讳与文字关涉不大,而唐人避帝王名讳却名目繁多,形式有代字、省字、缺笔、变体等,且著之律令,见之诏书,举国同讳,影响甚广。检唐五代字韵书,并证以文献及后世字书,唐讳与字形的关系十分复杂。或因讳一字分而为二;或因讳使形音义本异之两字趋于同形而混淆;或因讳新增俗字、或字、通行字、今字;或因讳以正为俗、以俗为正;

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

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虞万里一《三礼》汉、文术语释例二《三礼》汉、文术语统计表三《三礼》汉、文之古音系统四古方音微两汉经，有古文，有今文；两汉学，有古学，有今学。至其傅人，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所列己有七、八十人，实则远不止此。汉初经学守家法，门...

陈天华《狮子吼》批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二十世纪初期,在要革命还是要立宪的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以小说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良派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宪之魂》、《未来世界》等小说,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也在一九○三年发表了提倡“民族主义”的《洗耻记》和痛斥“君主立宪”是缓和革命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尤其是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一九○五年写出了小说《狮子吼》,歌颂革命党,直接批驳《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

《辞海》的历史回顾及经验总结

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在其一百多年的编纂出版历程中,形成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淬炼出“架构合理,学科完整”“质量为先,内容精善”“组织有力,管理科学”“不忘初心,读者为本”“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辞海经验”。它们既是《辞海》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辞海”走向未来的重要启示。

《字林》的流传及其价值

《字林》,晋吕忱所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字林》问世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而极盛,在唐时几于《说文》齐名,被视为当时语言文字的典范,是研究东汉至隋唐时期辞书发展,特别是魏晋时期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著作。文章梳理了其流传与亡佚的情况,并就其在文献整理、辞书史、文字学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做简单论述。

吐火罗语文献释读

1908年梵语学家西格和西格林发表著名论文《吐火罗语考》,确定了"吐火罗语"属印欧语西支(kentum语组),分为两种,并刊布了吐火罗语A种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Maitreyasamiti)的几个片断。这标志着"吐火罗学"(Tocharology)的诞生。本文对百年来吐火罗语研究史作了回顾,概述了吐火罗语文献收藏、译释、断代和数字化的现状,也涉及与此有关的古文书学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问题,并对未来的探索和研究略作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