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时期官员肄习西学的困境及其影响——重审天文算学馆设立之争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在由此引发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均提出了官员是否可以肄习西学的问题。官员应为道德楷模,还是应具一技之长?治国应系于道德人心还是枪炮技艺?这是近代弱政府向强政府转化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倭仁与奕䜣等人争执的焦点之一。倭仁一派并不反对以西学培养专业人才(“工匠”),而是坚决反对正途出身人员肄习天算,他们担心的是以西人为师与廪饩、升职诱惑对士习官德的冲击。对官员道德的持续关注与高度敏感有其价值,但仅注重修身却不通政务、“时务”是倭仁等人之困境所在。奕䜣等在官员学习西学问题上有推动之功,却无法理解“儒者”与官员的界限,在论辩中无法自圆。双方对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工匠、儒者、官员等群体的联系与边界认识不一。这场论辩对于三者关系的阐发引人注目,推动了“士”与“大夫”的揖别,昭示了“士”的近代走向,为当时重新思考官员选拔与培养标准提供了契机。

北宋中期陕西路军事财政新变——以仁宗朝宋夏三战为中心

在宋夏战争新形势的推动下,宋仁宗朝的陕西路军事财政责任上移,朝廷建立“中央-地方”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成为陕西路军事财政融入国家财政的重要阶段。主政者以扩权与分工为基本原则,构建以选近要特置的陕西路都转运使、本路转运使与言官、清要和财计等朝官组成的临遣系统,分别负责“经画”“奉行”“督办”等事务的三位一体军事财政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以度支为主、内藏为辅承担起本路供军主责并较大幅度地增加财政供给,同时将之与“要害”战区、纵向防御战略相结合优化军需供给模式。而西夏立国带来的国防压力与财困冗费造成的内政忧患之间的平衡,以及由和转攻战略与士人轻夏思想之间的纠缠,共同制约奠定了“既增又限”“省费供军”的财政路线的政策基调。仁宗朝陕西路军事财政新的变化,凸显了北宋陕西路军事财政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阶段特征与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