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时空聚集性研究——突发环境事件与食源性疾病的交互

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充分挖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之间内在联系,从时空尺度共同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本文分别以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突发环境事件作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情况的替代指标,利用空间统计方法,针对2007-2013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突发环境两类事件展开空间格局和时空聚集性分析。研究发现,六年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空间分布中心主要位于湖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区域,并呈现缓慢向东部移动态势。其空间格局主要位于我国"胡焕庸线"东南部,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且主趋势方向不断向北靠拢同时,空间分布也向西北—东南范围扩张,东—西方向空间格局差异更为明显。另外,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表明我国环境污染空间格局主要位于"胡焕庸线"的东部,其分布范围应更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Crimestat3.0的Knox指数和Mantel指数进一步分析两类事件的时空聚集性,Knox指数显示,两类事件具有时空交互性,而Mantel指数表明,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环境突发事件的空间聚集差值的均值分别为300km和450km,两类事件在较大空间尺度并不具有时空交互。突发环境事件和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大、小不同空间尺度呈现差异化的时空聚集性。为实现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治模式,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合理配置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提供了方向。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策略的选择——结合全景敞视主义规训效应的思考

构建四级三阶段食品供应链模型,设定农户、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等多主体为理性经济主体,基于我国主要易逝食品——蔬菜和肉类供应链的物理空间结构和政府监管中抽检样品的现实情况,采用Netlogo仿真设计,分析政府对供应链各主体分别采用固定式和非固定式监管策略时,各主体的行为是否体现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效应。研究发现,虽然监管成本较高,非固定式政府监管策略对农户采取安全生产行为影响更大,且规训效应在农户、生产商的主体行为中体现明显,可显著降低消费者对不安全食品投诉数量。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异质性及监管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普遍持担忧态度。相对于多主体监管的城市而言,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既突出又复杂,农村食品安全消费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担忧度的异质性,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缺乏必要的地区针对性,有些政策甚至在部分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监管中无所适从,从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有研究大都是以整体的宏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未将空间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弱化了区域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与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省市农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性分析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整体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主要的热点省份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说明在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地区紧迫性和针对性,应有重点的针对相关热点城市进行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相适宜的治理措施。接下来,基于实证结果分析造成各区域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各区域不同现实情况,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政府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切实落实"因地制宜"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等。

民众感知、政府行为及监管评价研究——基于食品安全满意度的视角

基于10个典型省份4258个消费者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评价的情况以及影响监管评价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政府监管效果的担忧程度与食品安全总体评价呈显著正相关;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与食品安全总体评价呈显著负相关。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对食品安全总体评价的影响最大,政府监管效果的担忧程度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的影响效果较小。

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分析

基于网络舆情视角分析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发现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与目前我国主要存在转基因问题的食品领域相吻合,将2007-2013年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分为舆情萌芽阶段、舆情突发阶段、舆情发展阶段、舆情井喷阶段等4个阶段,构建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认为媒体和网民对转基因食品持有明显的负面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不容乐观。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微博转发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福喜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平台,若不加以科学的监管与引导,极易引发食品安全恐慌心理,甚至危害社会稳定。微博是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重要的自媒体平台,主要通过微博转发行为扩散舆情事件的影响,推动舆情事件的发展。为了深入分析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微博转发行为,本文以上海福喜事件为例,在事件发展与关注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采集上海福喜事件的新浪微博数据,并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展开分析,探讨网民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转发行为的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仅有主帖内容的微博(类型Ⅰ微博),发帖者微博的粉丝数、微博数、认证情况以及发帖者微博内容的情感倾向、是否有链接、是否有视频对其微博的被转发次数有显著影响;对于转发了他人内容的微博(类型Ⅱ微博),发帖者微博的粉丝数、微博数、认证情况、被转发者微博的粉丝数、被转发次数、被转发者微博内容是否有链接对发帖者微博的被转发次数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具有较高粉丝数与微博数的微博用户所发布的微博影响力更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类微博用户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微博"大V";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官方认证微博在舆论引导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诸如同时发布相关链接、视频等方式,提高微博内容形式的多元化程度,以增强微博的影响力;此外,在发布微博的过程中,客观、公正地表明态度立场,也是提高微博舆论引导作用的重要方面。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M-Logit方法的实证分析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食品安全问题更为严重。文章基于20个省(区)200个行政村的3 885个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安全食品的供需困境与调和路径

传统刺激总需求政策的长期过度使用,使其边际效益已然递减,潜在风险正逐步增加。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文本在分析我国食品消费需求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由供给缺位与供需错位引致的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是造成国内食品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本质原因。结合中央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深入挖掘了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在精准把握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探讨并设计了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食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的具体思路,并提出了实现食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实施的政策保障。

基于食品学院科-工-贸的跨学科新型创新团队的构想及实践

摘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的主要责任。根据目前关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科一工一贸三者紧密结合的创新培养模式，吸纳包括食品、国贸、工商管理等专业学科的学生构成新的创新团队，将专业核心技术一工业工程加工一市场营销贸易相结合，形成跨学科食品创业创新团队的具体构想，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及促进产学研模式发展提供参考。

介电解冻技术对肉类原料品质影响的研究进展

解冻是冷冻肉制品加工的重要单元操作,其应用效果关注的重点包括解冻时间、样品温度均匀性、汁液流失率、蒸煮损耗、新鲜度、质构特征和口感变化差异等。因此,选择适宜的技术及工艺参数最终能得到解冻品质俱佳的肉类原料产品。传统解冻技术包括空气解冻、浸泡解冻等,新型的物理场解冻包括微波解冻、射频解冻、远红外解冻和欧姆解冻等。以高频电磁波为激励源的微波和射频介电解冻方式因其操作时间短、高效等优点逐渐在冷冻肉制品加工领域得到应用。本文综述了介电解冻技术,概述其关键影响因素,探讨了介电解冻过程中肉类原料品质的变化,并对介电解冻过程中还存在的共同问题以及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考。

大环糊精的酶法制备及应用研究进展

大环糊精(large ring cyclodextrin,LR-CD)是由9个至数百个吡喃葡萄糖单元组成的环状α-1,4-葡聚糖,主要通过环糊精葡萄糖基转移酶或4-α-糖基转移酶的环化作用使直链淀粉发生分子内转糖基作用得到。与常见α-、β-、γ-环糊精(cyclodextrin,CD)相比,LR-CD的空腔尺寸更大,表现出独有的结构和理化特性,这些性质使LR-CD在食品、医药、生物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LR-CD的制备成本高,产率较低,并且缺乏有效的分离纯化方法,因此目前还未实现工业化生产与应用。本文分别从优化底物、设计基于模板诱导的新反应路径、酶分子改造及产物的分离纯化等方面综述酶法制备LR-CD的研究近况与挑战,为LR-CD的工业化生产和应用提供参考。

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

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中国正积极开展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并率先在行业风险较高、民众消费量较大的猪肉上展开试点建设和逐步推广。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由于应用不同的标准而不相兼容,严重抑制了其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功能。2012年中国商务部陆续发布了指导流通环节肉类蔬菜可追溯体系建设的统一行业标准,意在推动不同地区或企业之间相关可追溯标准的统一。通过考察中国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南京H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标准与流程,发现H企业的猪肉可追溯标准与行业标准之间尚不兼容,在信息采集、信息存储、追溯码、信息处理与传递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抑制大型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应用猪肉可追溯行业标准的三点原因,并提出了如何率先引导大型企业将其可追溯标准与行业标准相兼容,逐步推动猪肉可追溯标准相统一,进而引领与促进中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低成本背景下食品可追溯体系难以推广的原因分析——以可追溯猪肉为例

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多基于条码进行追溯单元识别,建立和运营的成本较低,然而经过多年的推广,仍呈现普及率低、包含信息少和应用范围小等特点。本文结合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可追溯广度、深度和精度三个指标,以可追溯猪肉为研究对象,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为案例,根据对企业生产、供应、销售和品管的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员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直接观察获取的资料,分析屠宰加工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屠宰加工与终端销售两个环节实施可追溯相应的利益分配,揭示可追溯体系推广不力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可追溯与内部信息化管理密不可分,存在实施可追溯的内在需求与动力,但由于不良事件的概率很低,很多可追溯的收益由于其无形的特性,外部示范效应小,对企业实施可追溯决策的影响弱。可追溯猪肉在销售终端被赋予高端产品的形象,价格跃升和以有机食品作为类比参照物的营销方式形成了价高量低的终端市场特征,影响企业投资可追溯意愿的决策,进而阻碍可追溯的推广,同时,屠宰企业实施可追溯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产品的同一性导致生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实现差异化定价,存在利润分配不均和产业链失衡发展。根据成本测算分析,为促进可追溯体系推广,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全产业链可追溯信息平台,减少生产、销售等环节实施可追溯的软件费用。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综述:以有机食品为例

消费者支付意愿是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有机食品为例,对条件价值评估、选择实验、联合分析和拍卖实验等支付意愿数据收集方法以及离散选择模型、Tobit模型等数据分析工具进行了比较,考察了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将其进行了系统归纳,并基于对现有文献的评析指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重点。

农户农产品安全生产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5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的100个行政村986个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了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由农户生产行为意愿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的变量中,年龄、婚姻状况、打工经历、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家庭农业生产农产品主要用途、农药价格等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有正向影响,而农业经营者的性别、农户家庭人口、农户家庭年收入、主要农产品的预期售价等影响不显著。农户家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在不同的层次上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水平。

臭氧去除黄曲霉毒素B_1工艺优化及其对花生粕营养品质的影响

以臭氧去除花生粕中黄曲霉毒素B1(AFB1)工艺为研究对象,采用单因素试验,研究了物料粒径、臭氧质量浓度与处理时间对臭氧去除AFB1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物料粒径大于100目,臭氧质量浓度及对应处理时间分别为33.3 mg/L-20 min,55.6 mg/L-10 min,77.8 mg/L-5 min及100 mg/L-2 min的条件下对花生粕进行处理,得到的花生粕中AFB1含量满足GB 13078—2001对花生粕AFB1含量的限量要求(50μg/kg)。在相应条件下,研究了臭氧去除AFB1工艺对花生粕蛋白质功能性质、体外消化率、总糖及总黄酮含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花生粕蛋白质的溶解性、乳化性能及凝胶性能略有下降而起泡性有明显增加;经臭氧处理的花生粕的体外消化率略有下降,然而在高质量浓度臭氧短时处理时,花生粕的蛋白质功能及体外消化率均得到较好的保护;经臭氧处理后花生粕的总糖及总黄酮含量变化不大。

意向选择、行为表达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基于Fishbein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施药行为研究

以合理行为模型为支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构建了包括残留认知、风险感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安全施药意向在内的概念模型。结果发现,农户施药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最大,残留认知直接影响行为意向,同时也作用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间接影响行为意向;风险感知与残留认知的相关性较高,主观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态度。

应用FRAP技术研究高蛋白中间水分食品体系中的分子迁移

文中构建了酪蛋白酸钠和浓缩乳蛋白这2种高蛋白中间水分食品模型体系,并采用荧光漂白恢复技术对模型体系在贮藏过程中微观结构变化以及分子迁移运动等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表明:高蛋白中间水分模型体系的荧光恢复率与蛋白的种类和贮藏时间有关,其中,浓缩乳蛋白模型体系较酪蛋白酸钠模型体系的荧光强度恢复迅速,且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这2种模型体系的荧光强度恢复率呈逐渐减缓的趋势。由此可见,高蛋白中间水分食品在贮藏前期体系中小分子在热力学牵引下发生迁移运动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体系微结构及质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