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江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夯实经济,也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需要文化不断赋能。新时代必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文以江南崛起发展的历史为例,多角度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未来价值。

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

江南文化世家在经历六个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演绎成为中国文化世家整体版图中最为密集、最为繁荣、最为典范的核心成果。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逐步走向兴盛,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今后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

金陵(南京)与广陵(扬州)同为对唐代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城市,这在唐诗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六朝末年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过渡为唐代广陵的繁华。以唐诗为观照点,可见出描写金陵与广陵的作品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多方面的不同。诗作对两城的不同展示,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从金陵到广陵的文学演进,同时,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也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得以观察江南城市文化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翻译和研究

相较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在俄罗斯的翻译更少,但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数量可观的单篇论文,也有专论元杂剧特点、明杂剧历史的专著,甚至出现了专论戏曲演出的著作,所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与发展、创作与批评、角色与演出等方面。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对戏曲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较晚,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国内《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的影响开始的;关于角色和演出的论述不多,但也有少数汉学家长期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范式与方法（专题讨论）：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研究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既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个研究方向，同时也是提升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界八年来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的自觉探讨，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无论是中国文学的总体研究抑或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学科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对研究本身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彰显了重大的学术意义。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浙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在浙江金华联合举办了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从古代向现代，现代向古代、近代的转型等不同维度，或以专题，或以个案，或以区域，或以规律探讨，或以比较文学等不同方式，广泛讨论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学古今演变的范式与方法日渐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这组专题讨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现由《河北学刊》刊发，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向纵深发展。

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的江南文化特质

清代雍乾之际,天津水西庄雅集盛极一时,为北方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然而,水西庄虽地处北方,却郁满了江南文化氛围。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津作为北方的水乡泽国,素有"小江南"之称,水西庄更是一个水韵荡漾的所在;另一方面,非唯水西庄庄主天津查氏源出江南,与江南文化有着天然之缘,其雅集宾客也以江南文人为主,都有着难以释怀的江南情结。加上雍乾之际特定的时代氛围和人文心态,故水西庄雅集颇多江南文化特质,表现为诗性审美的雅集旨趣、隐逸疏离的宾主心态以及缘情尚真的文学风貌。北方地缘和南地风情的交融,使水西庄成为文人南来北往之际心驰神往之地,而雅集活动对于飘泊中的江南士人而言,更有同气间互通声息的心灵养护、精神慰藉之功。水西庄雅集因而成了雍乾时期的诗坛盛事。

浙东文化与元代西域人之华化——以迺贤的创作为讨论中心

13-14世纪期间,藉由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西域人东迁中土的情形极其频繁。而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渗透力也使得生活在中土的西域人在经过几代的涵养之后,完全华化。长期生活于浙江庆元的葛逻禄氏迺贤作为末代色目,浙东文化构成其教育背景的重要部分,成为他的思维模式、创作经验和表现手法的底色,使他真正脱却了他的祖先身上的"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的游牧气质,这种文化上的深刻渗透甚至使他成为元代西域作家群体终结者的典型。

《太平广记》宗教文化研究述评

《太平广记》宗教文化研究主要是本世纪前后新兴起来的新课题,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目前该研究主要集中在神仙文化、果报思想、鬼怪文化和梦文化等方面。但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宗教文化研究与小说文本研究脱节,文本内容研究与编纂意义研究脱节。

“言情以启蒙”的主题标举与文化超越——明清江南文学精神的一个考察维度

明清江南文学既是宋元文学之深化,又是近代文学之预演。明清时期士商的融合培育着新的商业文化,表现为非儒观念与民间文化的结合,雅俗文学的对流互动成为时代的显著现象。明清文人以言情为最主要的写作策略,言情以张欲,言情以反理,言情以明性,其作品内容包含着雅与俗的分合消长,娱乐与教化的彼此纠结,最终达成言情以启蒙。讨论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形态层面,即雅与俗之分合,娱乐与教化之消长;二是文学主题层面,表现为从"原欲"到"情本"的跨越;三是文学精神层面,江南区域之文学经典高扬启蒙大旗完成对雅与俗、娱乐与教化的双重跨越。

文化政治学的营构——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兼及姚文放的文论研究

姚文放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内在机理探究》,立足于广阔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相互交织演变的学术背景上,围绕文学理论由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富有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研究。他所运用的多种研究方法如知性分析、发生学、谱系学、症候分析以及辩证思维方法等,不但对于建构姚氏"文化政治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学界推动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明清江南商业世家之文化转型的动力机制

在明清时期以经营商业发家或名世的商业世家,为保持家业兴旺,大都会走上文化转型之路,这是江南商业世家文化转型所遵循的基本历史逻辑。文化转型由多种要素综合促成,概括而言,乃是规划为先、经济为基、家训为魂、姻亲为助。即首先实施家族规划、开展家族内部分工,由此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其次,创设义庄,兴办义学,开展自具特色的家族教育。商业世家的文化转型在历史纵向上注重家规庭训的传承,尤其是保存与发扬家学传统;在地域横向上借助姻亲关系,建构社会关系网,全面提升世家文化品位。围绕教育为本,预先谋划蓝图,夯实教育根基,纵向历史传承,横向地域拓展,最终完成文化转型。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彼此融通构成了推动转型顺利完成的动力机制。

金莲川幕府精英与元代文化的走向

对元朝文化的探研不仅需要注意元王朝肇建初期相当活跃的金莲川幕府精英与忽必烈信任互动的背景,更需要注意到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延续影响。该幕府群得以在忽必烈的金莲川潜邸聚集成群,与忽必烈本人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愿景密切相关,而这个精英群在襄助忽必烈建立南北大一统的元王朝进程中,不仅缔造了汉法大举推行的黄金时期,也推动了元朝多元浑融的文化格局的逐步形成。

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合互动

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同宗同源,二者都以“吴文化”为基底,吴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前段,江南文化是吴文化的后续,而海派文化则是在江南文化的母树上生长出的新枝,是近代上海对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对长三角近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影响。长三角各城市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地缘史缘联系,龙头上海成功辐射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今天,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列为国家战略、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出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融合,开放包容、机智灵活、敢为人先、精益求精、诚信守约等海派文化的优秀元素,更应成为地区发展的先导与引领。

长江文旅资源与江苏文化精神

长江是中国最长河流、世界第三大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俗称“扬子江”的长江江苏段,更以壮阔的水文存在、广阔的流域辐射、宝贵的航运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长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节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在“水韵江苏”视域下,长江既蕴藏着通江达海、联通万里的文旅资源,又蕴藏着刚健有为、一往无前的文化精神,成为江苏文化最璀璨的轴心。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

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也丰富多样,一有以庄周《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二有以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三有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四有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为发端的笔记体,五有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发端的道录体,六有以黄宗羲《宋元学案》为发端的学案体,七有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章节体,八有以民国期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为代表的学术编年体。文章对这八种学术史研究形式的起源、发展、特点、价值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揭示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成就。

商鞅构建农战之国的理念及其影响--以《商君书》为中心讨论

商鞅为构建高度集权的农战之国,提出了一系列构建方式与手段,核心内容有官营、名利、官爵、愚民、弱民、去善等。其中官营、名利、官爵的中心思想是君王如何控制生存资源,并通过对生存资源的彻底控制来驱民耕战,为此要剥夺民除耕战之外的一切生存技能。愚民、弱民、去善的中心思想是君王要将民看作工具而不是人,作为君王工具的民,必须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有用,二是好使用。农战之民有用,而愚、穷、贱、弱、狠之民好使用。商鞅构建农战之国的方式与手段对我国历代政治经济的政策调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西汉经历了私有化→官有化→私有化→官有化的反复变革的历程,每次变革皆受到了商鞅的影响,而西汉仅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官私之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J.ā.J.斯托姆的元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元现代主义作为“后现代之后”的一种文化理论或艺术思潮,已经波及诸多哲学人文社科领域。美国学者斯托姆自称是“古怪的犹太混血佛教徒”,其独特的身份为他的理论创造带来了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这使他关于元现代主义的理论思考非常具有新意。他认为理论的未来就是元现代主义,他所提出和论证的概念和理论——跨物种“森林符号学”“有情生物”“元现代探究主义”等,有力地推进了当代哲学美学和文化理论的建构,同时深化和拓展了元现代主义理论。这既是对元现代主义的超前展望,也是对已有相关理论的某种不无总结意味的理论概括。因此,关注和研究J.ā.J.斯托姆的元现代探究主义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西方在后现代之后理论的新进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作为世纪之交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热点论题,文学地理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揭示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在回溯文学地理研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将世纪之交的文学地理研究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吸收与酝酿时期、90年代的多元发展时期、21世纪初的走向整体研究与理论构建时期三个阶段;然后依次从区域性、专题性、整体性、个案性、理论性研究五个重点领域总结了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进展;最后是对文学地理学研究预期走向的展望,提出应针对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存在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实证成果不够显著、研究重心不够明确、文献基础不够坚实、学术交流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加以重点突破。

清代浙北平原的海洋灾害及其社会影响——以海宁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总结了清代浙北平原海洋灾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以海宁为中心探讨了海洋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在清代,台风和潮灾深刻影响着海宁的社会生产生活,而官方与民间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但从成效看,民间对灾害的应对能力是薄弱和被动的;相对来讲,官方主持的海塘修筑更为有效,但海塘的防灾能力能否实现又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浙江英雄传奇之谶纬叙事研究——以《水浒传》《荡寇志》为例

谶纬叙事是中国古代、近代小说常用的艺术手段之一,浙江英雄传奇小说堪为大量使用谶纬叙事的经典范例。明代小说《水浒传》和近代小说《荡寇志》中大量关于谶纬现象的描写,既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也形成了它们独特的谶纬叙事机制。这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并进一步确立了浙江英雄传奇小说在整个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