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区博物馆藏明陈瑄家族墓志考

江宁区博物馆收藏有四块陈瑄家族墓志,志主分别为陈瑄之子陈佐夫妇、陈鞠庄夫妇。由于陈瑄及其家族在明代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明史》对陈瑄后人的记载较少,因此,墓志丰富的内容对陈瑄家族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江宁博物馆藏“双凤双鱼纹金饰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皿仍不多见,南方金银器主要为饰件。制作工艺基本是在汉代的基础上有所精进,具体有锤揲、镶嵌、镂空、錾刻、焊接等。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金银器工艺的显著特征。

博物馆展示陈列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开发与应用,数字化技术已成为一种潮流,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其强大的交互与存储功能,使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展示陈列中发挥了很好的应用,博物馆可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文物蕴含的信息呈现出来,一方面不仅能够提升展示陈列的新鲜感,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南京市麒麟镇西晋墓、望江矶南朝墓

1999年9月,江宁区麒麟镇南京王氏食品有限公司在工厂内进行基建取土过程中,发现西晋墓一座(编号99NJQM1,以下简称QM1).南京市博物馆闻讯后,迅速派人赶赴现场,会同江宁区博物馆进行抢救性发掘.同年11月,雨花台区共青团路南延拓宽工程中,发现一座南朝墓(编号99NYWMI,以下简称WM1).获悉后,南京市博物馆和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配合进行抢救性发掘.现将清理结果简报如下.

博山炉考

博山炉是专门用于象征汉代仙家思想中仙山的器物,该器物在汉魏六朝被称为"博山香垆"或"博山",唐初才普遍称其为"博山炉"。考镜"博山炉"之博,有三个主要义项或文化隐喻:极目远观之博望、泰山和博弈。此三者均与仙人、仙山或仙家世界相联系,是汉代作为"登天"、"致仙"或"成仙"的象征。

略谈遗址类博物馆在市场环境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遗址类博物馆概念及作用博物馆的发展,派生出了遗址博物馆。所谓遗址博物馆,是指供展示已发掘和为保护发掘现场而在遗址上建造的博物馆。从1958年第一座建立在考古发掘原址上的遗址博物馆——陕西半坡博物馆,再到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数百家遗址博物馆,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我国遗址博物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南京上坊出土东吴青瓷器及相关问题研讨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出土的一批孙吴时期青瓷器,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中青瓷堆塑罐与青瓷灶因,具有明确的纪年与罕见的制作方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墓葬虽在考古人员赶到时已遭严重破坏,但据出土堆塑罐上的铭文,加之周边发现的其他三座墓葬相关信息可知,该墓应为孙吴晚期贵族阶层的墓葬,体现出孙吴时期采取了与北方曹魏政权不同的丧葬制度,即延续了汉代的厚葬习俗。但孙吴时期的厚葬又不同于汉代,它是在当时薄葬主流思想主导下的有限度的厚葬,处于汉晋之际厚葬与薄葬发展过程的中间过渡阶段。将汉代墓碑移至墓室内部或器物之上,就是这种过渡阶段的直接反映。该现象在出土的堆塑罐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出土的青瓷灶虽是六朝墓葬考古仅见,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器受到当时流行的魂瓶与灶这两者造物形式的影响。通过对该灶作形式分析与背景解析,笔者认为堆塑楼阙灶是在“魂升于天、魄藏于地”丧葬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新品种,说明藏魄之所在汉晋之际经历了囊—仓(罐)—灶的演变过程。

RFID技术在博物馆运行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藏品管理,主要靠人工操作、记忆,靠纸笔记录,并且具体的管理模式也是因人而异。当库房藏品需要交接时,首先要了解之前的藏品管理模式,同时整理有关藏品信息单据。而RFID技术的运用可以改变传统的藏品管理模式,从藏品的征集入藏到排架管理,藏品提用、出入库,保护等操作都将无一例外的被真实的记录下来,通过藏品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这既能进一步保证藏品安全,也能全面了解藏品信息,为藏品的管理与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朱少泉浅绛彩瓶修复

无数精美的陶瓷,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修复了一只清代光绪年间御窑厂画师朱少泉绘制人物瓶,文章将对其修复程序、工艺及材料方面进行讨论。

南京江宁咸墅村两座西晋“太康五年”墓发掘简报

2013年6-7月间,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发现并抢救性发掘了两座西晋墓。两座墓均为竖穴土坑砖室墓,朝向西南,东西并排,墓葬形制、大小有别。墓内出土包括青瓷器、铜镜、铜钱等在内的各类文物16件,其中"太康五年九月三日"模印铭文砖在两座墓中均有发现,为墓葬断代提供了明确依据,对研究六朝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中下村。2005年12月～2006年8月由南京市博物馆与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发掘。该墓为土坑竖穴砖室墓,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孙吴墓。出土有青瓷器、青瓷俑、陶瓦、铜器、铜钱、铁器、漆木器、金器、银器等,为研究孙吴时期的同类器物提供了新资料。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该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从石棺座和木棺的数量看,墓内所葬应有3人,后室大棺内所葬可能是孙皓时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小棺内所葬应是其两位王妃。

南京江宁上湖孙吴、西晋墓

1993年10月、1994年8～9月，南京市南郊江宁区江宁镇上湖村砖瓦厂在一土岗上取土时，发现3座六朝时期砖室墓（分别编号为M1～m3），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会同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图一）。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

2008年发掘的沙石岗孙吴天册元年墓距1979年发掘的城土盖村棱角山天册元年墓仅约百米,亦为平面呈双"凸"字形的前、后室砖室结构,出土青瓷器、铜器等精美文物20余件。此二墓墓砖上模印的花纹和铭文完全相同,证明墓主可能均与兒(倪)侯有关呈谔觳嵩昴故歉玫?区发现的第4座孙吴晚期大型砖室墓,对研究该地区高等级孙吴贵族墓葬的分布及孙吴时期丧葬礼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

2008年,南京市博物馆联合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南麓一处基建工地内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明代大型砖室墓,据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明代沐氏家族第二代黔国公沐斌夫人梅氏。墓葬为前后室券顶砖室墓,出土大量金器、银器及部分陶器、铁器、锡器等,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明代头面,为复原明代头饰的组合关系以及研究明代贵妇的冠带舆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京江宁谷里晋墓发掘简报

2006年9月下旬，南京市江宁区谷里镇向阳村砖瓦厂在施工中发现了3座六朝时期的墓葬，南京市博物馆与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编号为2006NJGM1-2006NJGM3，以下简称M1-M3）。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南京江宁陶吴春秋时期大型土墩墓发掘简报

2008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社区清理了一座春秋中晚期的大型土墩墓。墩内发现2座小型土墩,发掘了3座墓葬,还发现有沟槽、柱坑、祭台、封门和类似门槛的遗迹及6座器物坑,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此次发掘的土墩墓规模巨大、遗迹和遗物丰富,推测墓主应是具有较高地位的贵族。

南京江宁鳄儿岗晋墓发掘简报

2008年10月，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鳄儿岗村基建工地发现一座六朝墓葬（图一），南京市博物馆联合江宁区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编号2008NJEM1。以下简称M1）。此墓位于一座低矮小山的南坡．一段墙基槽将其前部破坏。现将此次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南京江宁胜太路南朝墓

2000年9月,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胜太路发现一座古代墓葬（00JSM1）,南京市博物馆与江宁区博物馆联合对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一批瓷器与石器。墓葬所在地为一处高约4米的土山,墓葬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墓葬早年被盗扰,封门墙残损,墓顶不存。

南京江宁湖熟东汉墓M1清理简报

2013年4月,江宁区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的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其中M1为一座前后双室的砖室墓,墓内出土各类随葬品共33件,均为铜质,其中一牧印有“都乡”字样的铜印尤其值得注意。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可以判断该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江宁县周岗发现汉代陶圈井

1997年12月8日,江宁县周岗镇张巷村农民在田边打井时,在距地表1米处发现一眼陶圈井,县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员去现场进行调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