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的实践探索——基于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试点经验的思考

社会危险性是批捕时的法定考量因素,可分为人身危险性和罪行危险性。在具体认定社会危险性要素时,应根据犯罪的不同阶段对评估要素进行类型化分析,通过明确公检双方职责、设置案件分流程序、确定合理的逮捕必要性标准等来实现社会危险性证明及评估机制的制度设计。在操作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准确把握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的要点。

新兴业态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实践反思与检察治理——以J省N市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新兴业态案件情况为例

近年来,网约房、剧本杀、电竞酒店、密室逃脱、私人影院等新兴业态领域已逐渐成为未成年人业余生活的重要方式。司法实践中发现,上述涉未成年人新兴业态载体或运营场所极易嬗变为滋生性侵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点场所、领域,客观上存在监管主体、权利受损、消费设限、分级提示等问题。背后原因主要系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经营者经营特征以及制度规范缺失、行业监管缺位等。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以能动履职促推各相关主体达成共识,通过建章立制、依法经营、行业监管和诉源治理确保新兴业态在法律框架与规则制度内运营,共同搭建起新兴业态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良好运行空间,共同织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

刑事和解的历史解读与现代构建

刑事和解已成为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否值得推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外刑事和解的思想与实践在产生后,经过恢复性司法、被害人运动、调解、协商性司法等的发展,已具备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刑事司法经历了"无讼"、"轻刑"、"和合"等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影响到了我国近现代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经过理论上的整合,我国已经具备了刑事和解的理论根基,在现代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和解无疑具有缩小打击面、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等积极意义,并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精神与原则。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相关的规定,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将有关合理的刑事和解程序写入法典中,以规范司法实践部门的操作。

保险公司理赔后,学校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案例 学生顾某12岁，上小学四年级。2005年3月的一天，在学校安排的体育课上，由于地板雨后湿滑，致使顾某在练习跳远的过程中不慎滑倒。任课教师随即将顾某送到医院就诊。经医院诊断，顾某右腿骨折，需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共花去医药费5000元。由于顾某已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学生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50元由家长交纳，保险受益人是学生本人），所以事后顾某从保险公司获得包括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在内共8000元保险金。2005年12月，顾某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学校赔偿各项费用9000元。顾某父母认为，学校上课场地在雨后比较湿滑，存在明显的不安全因素，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的规定，因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学校承认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失，但学校认为，保险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学校的负担，既然顾某已经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学校就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

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防范探讨——以预购商品房抵押的法律规制变迁为视角

预购商品房抵押是内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防范个人住房贷款回收风险而采用的一种担保方式,其模仿香港的房屋按揭贷款方式,但由于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通过研究《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物权法》及相关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对预购商品房抵押问题进行规制的变迁过程,探讨合理防范、分担个人住房贷款风险的法律模式,以维护我国住房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

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和预防对策——以犯罪心理学为视角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遍教育”的转化，在校大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2144．657万人。随着大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其犯罪问题也渐渐突显。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人数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8．19％，与80年代的4．5％相比明显上升。从2000年到2004年，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作刑事拘留以上处罚的大学生人数5年间共上升220％。这些数据让人触目惊心。大学生犯罪已经成为当前高校乃至全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教育和预防大学生犯罪，是每一名法律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数据合规的模式变革——从权利人“知情同意”到使用者“预测算法”

在Web3.0时代,“数据主宰一切”的风险决定了数据合规不再是单纯的激励措施,而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协同治理与数据合规义务法定化,奠定了Web3.0时代数据合规的理论基础。在Web3.0时代,世界的数据化是无法阻挡的趋势,治理的重点不是要阻止数据的采集或世界的数据化趋势,而是防止滥用数据进行“预测算法”。以权利人“知情同意”为支柱的传统数据合规治理模式在Web3.0的大数据时代是失灵的,应当以使用者“预测算法”为支柱,规制数据利用、再利用,预防滥用大数据进行“预测算法”。作为数据使用者的企业必须建立以利用数据“预测算法”为中心的合规模式,重点是建立数据保护官制度、构筑以“预测算法”为中心的风险评估、监视、应对体系,塑造数据合规文化。

机关事业单位车辆调度管理中的模式优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经济条件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车辆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其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对车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的工作效率,但是时间一长也是一笔惊人的开支,为机关事业单位造成了一定的死经济负担,因此,对机关事业单位车辆管理的模式的优化就成了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本文通过对车辆调度管理的全面了解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对机关事业单位车辆调度管理的模式优化提出几点参考意见。

检察环节行刑反向衔接类型化规则建构

行政犯从属性、独立性原理以及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奠定了行刑反向衔接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刑事责任型、线索移送型、合规不起诉型三种类型建构反向衔接规则。刑事责任型的衔接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化的刑事责任实现,检察机关应对行政处罚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性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程序性审查、协调归口以及后续跟踪落实职能。线索移送型的衔接本质上是行政违法线索移送,是否以及如何给予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决定,检察机关可以监督但不干预行政处罚裁量,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对线索作形式审查,行政检察部门实质审查并开展监督。合规不起诉型的衔接本质目的是实现合规从宽互认和接续监管,检察机关对如何从宽处罚应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形式审查和跟踪监督。

国外企业技术开发资金投入给我们的启示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促进和强化企业技术开发,在资金投入上通常为直接或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国家预算资金通过项目补贴、借贷、风险支持、贷款担保等方式向企业转移,间接是表现在各种优惠的税收政策上。近1O年来工业发达国家总的趋势是更多地使用以减税为重要特征的间接鼓励政策和措施。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对企业技术开发要坚持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并重。特别是在当前,要对国家已出台的诸项技术开发财税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子以解决。提高国家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调整其在三大研究中的分配比例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说明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资。1989年,日本、联邦德国。

探索“六五六三”模式 大力推进预防工作专业化建设

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三抓三看"的工作思路。南京市检察机关结合地区实际,围绕"三抓三看"探索总结出具有南京检察预防特色的"六五六三"工作模式,推动了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化建设,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浅谈交叉询问制度——结合案例兼谈公诉人如何应对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的重要审判制度和证据规则,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中国刑诉法也有针对交叉询问方面的相关规定。新修改的刑诉法增加了许多关于证人出庭的规定。公诉人需要做好应对工作,以更好地在法庭上指控犯罪。

刑事证明对象之主客观主义之争

刑法中犯罪判断对象的主客观主义之争,必然反映于刑事诉讼证明活动,体现为刑事证明对象证据的主客观主义之争。该争议分为:一是法定证据之主、客观性属性之争,以法定证据为前提;以证据内容是否受人的主观意志变化而改变为区分标准;客观性证据相较于主观性证据而言,具有稳定性、可靠性,但不意味着客观性证据具有绝对的证明力。二是主、客观性证据在刑事证明的地位之争。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客观性证据特性、刑事证明的性质等决定了客观性证据应为刑事证明中的主要依据;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据,有利于防止实务中过分依赖口供等主观性证据,进而防止非法取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

夏长生、何涛侵犯著作权、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被告人夏长生，男，1962年6月4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初中文化，无业。1984年因犯流氓罪、盗窃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2005年6月21日，因涉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犯罪被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21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

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呈现新趋势

国标直接投资是国际长期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各国、各地区通过吸引直接投资,达到国内外的资源调节配置和合理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晋遍现象。因为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变化、发展的情况,深受人们关注。进入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吸收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保持旺盛势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持续衰退,普遍不景气,去年预计平均增长率仅1.2%,德国、法国、意大利处在严重衰退之中,美国经济虽在复苏,但增长缓慢,上升无力,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特点,东欧、独联体国家政局动荡。经济仍继续滑波。一时难以回升。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工业国家高技术竞争,国家间经济磨擦日趋激烈。所有这些,削弱了对世界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生重大变化。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主体研究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在刑法第388条之后增加1条作为第388条之一,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虽然法律条文概括规定了该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但实践中结合相关案例,司法机关对于该罪的主体范围还是存在争议的,笔者认为应当对该罪的主体作出具体界定。

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确立与时俱进的廉政文化新思路,赋予廉政文化新内容,开辟廉政文化新途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权的行使

为促进检察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对话,第三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于2007年11月8日-9日在上海浦东召开。本届论坛以"和谐社会与法律监督"为主题,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检察权的行使、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检察权配置与行使、刑事和解与检察权的行使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特将论坛中的精彩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论域外检察文化的特征

西方法治文明的发展具有一定规律,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域外检察文化不仅各具特点,也拥有共性特征。在诸多共性特征之中,监督制衡是其总体定位,诉讼文化系其基本属性,人权保障、服务公益系检察制度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