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汉字学习现状调查

由于汉语拼写系统与西方语言拼写系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汉字学习历来是海外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外国学习者汉字习得状况是判断相关教学活动成效的一个重要参数。本研究尝试系统调查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不同水平等级的外国留学生汉字习得的现状。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之上,分析与当下现状相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高校法学院的批判与建构——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法社会学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高校法学院的结构特征,评价其社会功能,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建构中国高校法学院的发展前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法学院在培养法律人才和促进国家、社会法制进步方面的作用。

地方高校毕业生求职意向调查报告——基于江苏大学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大学2010届毕业生求职意向的问卷调查,文章详细分析了新形势下地方高校大学生在求职前的准备、求职价值观、求职期望等就业意识的现状和特点。并根据此调查结果,引导学生建立科学的求职意向,为地方高校毕业生最终实现充分就业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从法学角度浅谈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完善

大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深入农村基层工作，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等“村官”职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从大学生“村官”的法律界定、法律程序等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对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的作用。

我国大学法学教育的现状、困境与展望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越来越陷入困境,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举步维艰,剖析法学教育的现实困境,法学发展的机遇仍在。改革现有的法学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理工科为特色的地方新型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教育探索

学校认识有偏差,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较为短缺,这些都是以理工科为特色的地方新型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教育存在之不足。为此,以理工科为特色的地方新型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教育必须确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强化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建设。

大学生校园贷款风险及预防对策——以江苏大学为例

本文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阐述了校园贷款的风险和不良影响,提出了校园贷款风险的预防对策。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树立正确消费观;政府应加强监管措施和宣传教育,同时保证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教育基金的发放和落实;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切实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校园快递代取服务法律及风险防控问题研究——以江苏大学为例

本文以江苏大学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校园快递代取服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了改进对策。要优化校园快递代取平台和方式;加强学校治安管理和教育普及;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和法律环境。

监察法学的学科定位及体系化构建

纪检监察学的学科类型化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表述中已有呈现。监察法学在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体系中的层级定位应当是二级学科监察学之下的三级学科。监察法学充当着纪检监察学和法学交叉融合的“阿基米德支点”,经由法学学科孵化,可以充实监察学乃至纪检监察学的学科内涵。监察法学的学科研究重点关涉法理内涵、功能定位、制度镜鉴和党法关系等。监察法学的三级学科体系化构建应分别聚焦监察学和监察法学的知识分层、监察官后备人才的系统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实践反哺。

个人健康信息收集的法律与伦理规制研究——基于可穿戴设备专利信息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健康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可穿戴设备专利应用前景广阔。然而,可穿戴设备在收集和使用个人健康信息时缺少规制,存在伦理和法律上的风险。通过专利信息分析,表明可穿戴设备专利当前处于研发热点,相关专利技术实施存在对用户个人健康信息的隐私侵害风险、管理漏洞风险和永久监视风险。本研究基于不同责任主体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以期促进可穿戴设备专利技术发展的同时确保其中所涉个人健康信息获得合理保护,实现技术创新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双重目标。

《家庭教育促进法》司法适用实证研究——基于对主要法律数据库案例的分析

对《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65个援引该法的司法案例进行研究,发现该法在实践中通常由法院援引而当事人援引较少,主要适用于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发挥出价值宣传、家庭教育行为指引和家庭教育监督等功能,发展出了多部门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依托妇联和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多样化的落实措施,同时也暴露出法律援引形式不规范、援引情形不统一、法律适用实效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应当增强法律援引的明确性,重视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说理,强化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明确法律适用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和形式与裁判执行的保障等方面提高法律适用的实效性。

《民法典》第1221条(“当时的医疗水平”作为注意义务标准)评注

《民法典》第1221条规定了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其核心概念是“当时的医疗水平”。该概念自从在《侵权责任法》第57条中首次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日本、德国及英美法的经验表明,应当从一般注意义务的角度来理解“当时的医疗水平”。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的判断,有必要正确认识诊疗规范的效力差异,强制性诊疗规范本身就是注意义务,而权威性及参考性诊疗规范都只是判断医疗注意义务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标准。考察“当时的医疗水平”时,应当遵循一般的过错理论,主要的判断步骤可以依次划分为:正确认识诊疗规范的作用、尊重少数人的观点、提高对于预防与避免风险的注意要求、考虑医疗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影响、谨慎审查医师的自由裁量权。

档案民事纠纷的图景与制度完善研究

对档案领域内发生的民事纠纷开展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档案治理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情况,消解多方主体民事纠葛,促进档案事业健康发展。以1998年到2022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档案民事案件为研究样本发现,在纠纷类型方面,档案民事纠纷集中于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人事争议和人格权纠纷。纠纷的频发暴露出档案服务外包工作法律风险较高、法院对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观点不一、职工人事档案纠纷的案由归属不一的问题。对此,本文针对性地提出规范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过程、将人事档案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认定范围以及明晰个人档案的权利归属和保护路径等纠纷化解建议。

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论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路径

为消解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难题,法院在“威慑”与“补偿”功能的指引下创设了诸种分配路径。以分配对象之主体性质为标准,可将既有分配路径类型化为“上缴国库”“纳入公益基金”和“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实然分配路径的合理性应在检验其与制度功能的匹配性基础上加以评判。在“威慑”功能维度上,三种分配路径均可等效实现违法行为之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在“补偿”功能维度上,“上缴国库”的方式无法直观或实质性实现补偿功能;“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因理念障碍、制度冲突、履行不能或不经济而削弱甚至消除“补偿”功能;“纳入公益基金”则因其与消费公共利益间的高契合度与强关联度而成为与制度功能相契合的适配性路径。然而,“纳入公益基金”的非一致性司法实践样态,表明其需要进一步的改造:在方向上,应以信托基金为引领;在具体构造上,应对各主体角色予以重新安排,并就妨碍消费公益信托基金运行的受托人选定与监督缺失问题探寻因应之策。

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劳动合同纠纷裁判路径研究--以“诚信”为对象

司法场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之一,在应然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融入司法裁判的法源形式和价值正当性。分析劳动合同纠纷裁判中“诚信”司法适用存在的适用对象错位、说理简单、法官角色缺位与价值迷失等问题。探索可行的消解之道:在理念指引上,坚持裁判的“可预测性”;在实效提升上,综合运用法律解释、推理和修辞方法。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客观原因及对策

导致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客观原因是导致考试作弊非常重要但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其主要体现为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和激励机制、教学评价的局限性、不良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压力以及考试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方面。针对这些客观原因,相应的对策应当是优化课程体制,还学习自主权给学生;建立多元的激励系统,改善对学生的激励机制;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健全考试机制;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减轻学生的社会压力;完善考试的相关法律制度,依法治考。

大学自治中司法审查的有限性

司法审查介入大学自治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有争议的问题。解决争议的核心在于司法审查介入大学自治时保持节制,使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保障大学自治权的依法行使,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利。

大学自治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分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落实大学的自治权,其根本要求是建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合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