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然后根据区位商指数对江苏省科技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了测算,并利用江苏省2005-2014年13个地级市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分析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的带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关,其整体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显著存在,但目前集聚效应的良好效果未能得到较好体现。

江苏高质量发展:测度评价与推进路径

江苏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但近两年出现了提升缓慢的迹象。在"六个高质量"中,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受协调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发达省市,其提升速度较为缓慢;改革开放质量相对较高,但其进一步提升的动力稍显不足,变化趋势较为平稳;城乡建设具有较高的质量,但较上海市等省市为低;文化建设是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其质量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低,与江苏高质量发展靠前的地位极为不符;人民生活质量较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区域竞争优势。推进江苏高质量发展以使其走在全国前列,应在发挥已有优势的同时,不断弥补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中出现的"短板"。应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新兴产业为依托推进产业协调发展,以居民增收为根本推进需求协调发展。应提升创新能力确保"源头"绿色,严守生态红线确保"过程"绿色,强化生态治理,确保"事后"绿色。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金融业“营改增”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应对策略

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代表,业务种类繁多、核算复杂,其增值额的界定与增值税的征收难度较高。本文首先梳理了金融业"营改增"的税收政策变化情况,然后分析了金融业"营改增"后面临的诸多挑战,发现:金融业实施"营改增"的纳税遵从成本较高,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尚未完全打通、金融服务的复杂性与增值税的确定性较难兼容,金融业的进项税额和税基界定难度较大,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深受"营改增"政策影响。最后,就金融业"营改增"后面临的风险提出应对策略。

农业经营体系的建构--经营形式多元化格局中的农户经营主体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成的农业经营制度变革使农户成为最基本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坚持"和"完善"这一经营制度的实践路径中,逐渐形成了农业经营形式多元化格局。空间视野的分析再现了农户经营主体地位新的实现形式,时序视野的分析揭示了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长期性。深化认识并确立农户经营主体地位将为农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可供依循的基本路径。

负债融资能与创新投入产生协同效应吗

通过研究公司融资行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负债规模与创新投入不相关、短期负债与创新投入正相关、银行借款与创新投入负相关,即不同的融资行为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进一步研究融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交互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不管是从负债融资的规模角度、期限角度,还是从来源角度来看,负债融资与创新投入的交互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即公司的融、投资行为并没有产生协同效应。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政府行为的选择

政府行为的选择对农村合作金融演进的取向、深度、广度和速度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在我国资本和市场稀缺的情况下对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其重大的贡献。但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模式内在的弊端开始全面暴露,行政控制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加速上升。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进入关键期、攻坚区、深水区,理性的政府行为选择应及时由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优化,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因地制宜地深化省联社改革,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着力于改善和优化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条件,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