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效能的动力

一、改革的探索长期以来,法院的审判工作沿袭着一种封闭式、行政化的模式,这种办案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传统的习惯做法已很不适应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是“先定后审”,使庭审走过场;二是过分强调法院审判人员的职权作用,当事人始终处于被动、从属地位.法官为当事人收集证据,在庭审中宣读证言、出示证据.不注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三是“只判不审.只审不判”,司法裁判行政化,合议庭、审判员主要对案件事实负责,而实体判决、裁定权则在院、庭领导.“审案的无权判案,判案的不审案”,这种做法、不利于严肃执法,案件逐级请示汇报,也延缓了办案速度.

涉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问题探究——以江苏省无锡市的实践为样本

伴随着国家对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截然相反的政策变化,该类房屋上市交易过程中面临着新政前的交易效力如何认定、相关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首次转移登记缺位和买受人房屋权益的公示程序缺失等问题,给司法裁判带来极大挑战。基于此,有必要在对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的基础上,明确集体土地安置房屋的财产属性、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安置房产权流转预期、集体土地安置房交易行为准据的适用选择,进而梳理和解决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中交易行为的效力、家事代理中的效力认定、无权代理的被代理人追认、无权处分相对人的权利及边界,以及集体土地安置房上市交易中合同主体变更时的处置方式和对合同履行障碍的排除等问题。

人民法院改革:拨开迷雾见辉煌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法院改革，历经20多年艰难曲折的探索，辉煌与迷惘同存。崇尚法律思维的法官们在无序的改革探索中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法院改革逐渐走上了目标清晰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回顾与检点已经过去的那段路程，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审判制度，仍然是很必要很迫切的。

市场化破产的路径研究--兼议国家建构型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社会建设

我国破产立法变迁折射出国家建构型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渐进式变法的鲜明特色。也因由国家建构型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法治的有限理性与社会法治的普遍缺位,我国破产遭遇实践困境。该文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作为构建市场化破产的基本思路,国家权力得以法律的授权,界定和调适个人权利,以解决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个人权利得以法律的保障,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以扼制权力对权利的专断;社会权利(社会权力)得以自治的规则,分割国家权力和制约个人权利,以培育社会的公共理性。国家与社会对规则的合力创制、认同和践行,则构成了市场化破产的实现路径,经由国家法律文本的创制完善,叠加社会自治规则的建立健全,而生成完备、融贯、科学的规则系统;经由国家对法治的理念主张,叠加社会对法治的精神认同,而生成尊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社会心理;经由国家的依法规治,叠加社会的依法自治,而生成既分工协作又互动制约的共治秩序。

对“有限开放代孕”之批判观点的思考与回应

涉及代孕的理论争议一直存在,主要存在"全面否定说"与"有限开放说"两种观点。在不孕不育和失独现象日渐成为社会困境的现实背景下,"全面否定说"主张及其主要支撑点经不起论证和推敲:"违法说"并无实质依据,部门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提供明确支撑,相反"有限开放说"却存在相对充分的法理渊源;"生育权实现需要自身具备条件说"实质上是一种罔顾法理与人性的诡辩,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本义和要求存在差距;"少数人权利关系不大说"在形式上貌似契合"法律不理会细小琐碎之事"的法理原则,但在实质上混淆了权利保障与惩罚谦抑的范畴,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道德风险;"违背人性说"忽视了人工生殖领域中的类比性解释对接,实际上是一种偏向性的理念选择;"法律家长主义说"的解释,在代孕禁止的论证视域并不周延,存在价值偏差。

“命案”死缓适用的实质根据与司法选择

在"命案"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论辩中,学界当前主要存在"被害人宽恕说"和"人身危险性说"两种意见。"被害人宽恕说"虽然带有超越正义的良善特质,但"命案"被害人在场性的缺失与"宽恕"的亲历性要求不符,而且也面临着法律家长主义的质疑和"运气决定主义"的悖论。而"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属性特质与自首、立功的"公益—私益"的交换本质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对接与实质的对应关系,故以自首、立功等从宽量刑情节为支撑的"人身危险性"判断也不足以作为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被害人过错,能够有效缓解"命案"被害人家属的报应诉求和愤恨情绪,因此应当是需要法律确认的"命案"死刑适用从宽裁量的内核,亦即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与正当依据。

食品销售领域惩罚性赔偿“明知”要件的司法认定

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责任承担应有所区分,作为食品的研发、生产者,社会公众对于其食品安全的期待显然高于经营者。在论理解释的角度,生产者的责任承担并不需要"明知"要件,但经营者责任承担应当以"明知"要件为前提。司法实践中,经常有混淆生产者与经营者惩罚性赔偿责任要件、不当扩大经营者义务范围的情形,将法定义务违反作为推定明知的规则人为机械化、形式化,造就了"明知"认定的泛化现象。笔者认为,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观心态为故意,"明知"的认识因素仅包括明确知道和推定知道,而不包括"应知而不知"。在"推定明知"的认定过程中,应当确保常态联系构建的合理性和精准性,综合经营者自身能力、销售行为的妥当性以及政策性因素等情况综合判断。此外,还应该赋予经营者"不明知"的反驳权,裁判文书也应当对推定明知的基本事实与理由进行科学论证,以契合司法裁判的公共认同。

人工智能技术与法院执行领域的融合、发展和完善——以无锡法院智慧执行系统为视角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智慧法院"建设的强力推动,各级法院一直在试图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办案系统,审判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的确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强制执行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要克服技术上的障碍,还要更多地考虑执行工作的特点及执行人员的用户感受,因此在执行领域鲜有成功应用的案例。本文通过以无锡法院自行研发的智慧执行系统为视角,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执行工作的研发理念、实践运用,进而厘清人工智能技术在执行领域应用的认识偏差,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和实现方案,以期人工智能技术在法院执行领域更好的应用、更深的融合和更大的发展超越。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既、未遂形态并存”的司法认定反思——“折算说”理念的初步提出

依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但不满5万元,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在15万元以上"的司法定性评价,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在15万元以上的"并无区别,都以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在成立本罪未遂的情形中,"15万元"中除已销售满5万元的情形外,就不再区分"部分销售"与"尚未销售",均拟制性地以"尚未销售"的类型进行评价;由此,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可以推知该司法解释中"尚未销售"的情形亦应包括不满5万元的"部分销售"。但将上述解释结论比照于该司法解释的其他条款,却存在体系解释上的非正义与矛盾,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与困惑。实际上,对于此类数额犯既遂、未遂形态并存的计算,比较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确定计算基准后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折算,以统一司法评价的标准。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初步确立了无罪推定的诉讼原则。这一立法，打破了原有的有罪推定思想，树立了一种新型的诉讼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实现刑事诉讼民主化，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立法的局限，给无罪推定原则的...

“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之反思

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不具有刑法规范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者至少缺乏全部占有其所主张数额的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益补偿要求不能简单评价为以"恶害"威胁;被敲诈者的"恐惧心理"缺乏规范支撑和现实意义。被敲诈者由于先前的失范性行为造成"行为实施人"真实、合法利益遭受侵害的,"行为实施人"继而主张利益补偿的诉求行为,即便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主张,在排除构成其他诸如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例外后,应该在刑法规范解释的角度考虑将其做无罪化处理。事实上,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与被敲诈者之间妥协性、选择性处理方式的提出或者合意的达成往往是双方价值权衡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倾向性选择,带有民事协商和私法自治的性质,刑法规制并无必要强行介入。当然,"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否定性评价的结论并非绝对,需要辅以特定的规则限制,"行为实施人"利益补偿诉求应当以"一次性用尽"原则为约束条件。

孙逵方法医学术思想浅探

孙逵方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早期法医学家之一。他1898年出生于安徽寿县，青年时期即跻身于中国古文学家行到，成为中国当时著名古典文学派系——安徽桐城派的一员。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留学法国十余年，专攻医学及法医学，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巴黎大学法医学研究所法医师，1931年被举为法国国家法医学会会员。1929年(民国十八年)，孙逵方回目筹建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至1935年5月，孙逵方接替林几任法医研究所所长．直到四十年代末前往法国定居。

能动司法语境下二倍工资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倍工资是劳动合同法创立的一项新制度,但法律规定并不完善,二倍工资的适用范围、计算基数、仲裁时效等基本问题还比较模糊,认识也不统一。从价值衡量角度看,二倍工资制度的设定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加重了企业负担,加之利益诱发的道德风险等因素,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和司法的调控机制,甄别不同情形,限制二倍工资的适用,兼顾企业利益。

论抵押权的存续期间及相关问题——基于物权法第202条的探讨

物权法第202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从不同的理念出发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因对法律理解的不统一导致的同案异判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有损法律的权威。在理论界,抵押权的存续期间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将抵押权存续期间视为除斥期间产生失权的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物权法第202条规定带来的实践问题,也符合立法的价值取向。除此以外,物权法第202条还有其它问题值得探讨。

审判委员会审判经验总结的范式建构——以议案方式的改进为视角

审判委员会审判经验的总结从议题的提出与确定、议论的形式、直至议论结果的形成均不同于司法个案的讨论,由此决定了改革后的审判委员会议案方式亦不能沿用以前的讨论形式。讨论作为我国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司法个案的主要方式,不仅在制度层面与表决等其他程序的关系模糊,而且在实践中呈现出随意、无序和偏离议题等弊端,不利于民主集中制下的共识达成,无法满足审判委员会审判经验总结的现实要求。辩论制议案方式的相关规则不仅与审判委员会各阶段的目标任务相互吻合,而且也与我国审判委员会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相匹配。需要通过限定审判委员会的辩论议题范围、规范辩论准备程序、明确辩论程序及规则等途径,完成审判委员会议案方式由讨论到辩论的理性转变,实现审判委员会的工作重心从司法个案讨论到辩论共识达成后的审判经验总结的改革目的。

聚众淫乱罪不宜废除的解释性论证

从刑法哲学角度分析,在性质上决定了其在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更要维护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秩序;从刑法地位的界定层面看,刑法不仅仅是法规范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从刑法解释角度,可以认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入罪资质前者更为苛刻,后者较为宽松,而不是相反。"秘密性"淫乱的行为不具有惩罚依据的观点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同样也不能立足;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归纳,民众在面临"机遇诱惑"时表现出的"机遇倾向心理"往往比较明显,在此背景下"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往往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分析性结论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宜废除聚众淫乱罪。

立识审三合一的繁简分流模式探究

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工识别模式、电子识别模式以及人工+电子混合识别模式尽管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既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更会导致程序之间的空转。通过亲自立案、亲自识别、亲自审理简易案件的三合一模式改革,法官既可以实现立案环节的调解和证据材料的当场补全,又可以同时实现案件的繁简识别,还同时实现了与当事人的面对面交流与阅卷,为案件后续的快速审理节省了大量宝贵时间,整体缩减了案件尤其是简易案件的审理期限,真正实现了简案快审,相应地也为繁案提供了精审的时间与空间。

民事二审裁判思维与裁判方法的扭曲与修正

民事二审裁判过程中,司法者往往先对案件本身进行实质判断,然后再与一审判决结果进行比对,此种逆向的二审裁判思维虽然操作简便,但可能在部分案件中突破《民事诉讼法》对二审审理范围的界限规定,而且因为逆向思维的结果类型集合超出了二审程序规定类型,无法被二审裁判文书主文类型完全涵盖,可能导致二审法条援引和裁判文书主文表述不能完全展示二审裁判结果的尴尬境地,导致二审查明事实与公布的裁判结果不匹配,甚至矛盾。面对此类纠纷时,既要在明确二审审查范围的基础上,重申二审程序中正向的裁判思维过程,又应根据一审裁判的所有可能结果,对二审法条援引和裁判文书主文表述进行完善,共同实现二审对一审的客观评价和依法纠错功能。

舆论监督视角下司法裁判的基本问题与理念辩证--以近年来典型司法实例为视角

当前我国媒体传播行业的商业化与事业化博弈的现象客观存在,失范的媒体传播对于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司法环境需承担一定责任。但是,问题分析应当坚持两面性,司法领域同样存在易于被媒体捕捉的问题。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公权机关的认定结论有违背常识的现象;在裁判依据上,强硬机械的应用有关司法政策导致裁量失衡;在惩罚举措上,时而偏离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上述司法裁判中的不当情形经由媒体传播,往往容易引起舆论愤慨甚至猛烈抨击。舆论监督视角下具公信力的司法裁判应当首先树立正确的理念,既要尊重类案处理的有益经验,又要尊重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认同;既要注重司法裁判人本性的真实表达,又要注重裁判规则的原则性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