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诚信”融入法治政府建设的几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诚信是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观来安排的。但并不意味着诚信不应融入法治政府建设,或者与法治政府建设无关。诚信融入法治政府建设,不只是融入公民个人诚信,更重要的是融入公务员诚信和政府诚信。诚信具有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的双重属性,可通过融入行为准则的方式实现价值目标的融入。在宣传和解读诚信价值观概念时,不仅要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还应充分融入市场经济契约和现代法治赋予诚信的新内涵。从我国诚信建设的实际看,诚信融入法治政府建设,需切实建立政府诚信评估制度和公务员诚信档案制度等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论纲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目标实现重要的文化基础。法治文化是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真诚信仰法律、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环境,乃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政府推进、人才保障、社会协同、民众参与;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观念引领和实践驱动,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基本法治实践活动。乃是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发展的动力和基础;需要多元主体的通力协同、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实践载体和有效的实施方式;需要认真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才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获得丰厚的发展资源、才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行政法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与适用

诚实信用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已在我国得到广泛承认。但对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适用范围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从诚实信用的历史渊源、在法律中的基础地位以及我国行政实践现状来看,诚实信用原则应包括"善意""诚实""守信""信任"四个方面的要求,应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而非仅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应为其他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补充而非首先选择适用,应有例外而非绝对。

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吗——与陈和华教授商榷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人应当是理性的犯罪人。行为人选择犯罪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存在不理性的成分,但是犯罪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犯罪人行为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犯罪人对犯罪的长期后果(法律后果)低自控与低自珍不是决定犯罪人非理性的决定因素。适应性非理性应当注重对于犯罪情境的分析。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人的有限理性,犯罪预防的落脚点在于对于犯罪人犯罪机会的控制与犯罪具体社会情境的抑制。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关系之我见

司法权来源于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授予司法机关的一种专属权力。司法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司法权专指审判权,本文所讨论的司法权仅仅限定在狭义的范畴。论及司法权,必须界定其性质。司法权的性质可以从多角度来分析,诸如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受动性、程序性、公正性、统一性、终极性,等等。我认为,独立性乃是司法权的本质特性。

走出经济法学方法论误区

法学方法的产生与创新不是源自法学方法本身的研究,而是源自法学所研究的问题本身。法学方法的运用是以法律问题的研究为前提和基础,主要起到技术辅助作用。一旦脱离了具体问题研究,法学方法论必将陷入教条主义泥潭,不仅危及法学方法,而且危及运用法学方法加以论证的问题及相关学科。经济法学界隐含着偏重法学方法论倾向,容易异化新型法学方法,不但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学困境,有时反而进一步加剧困扰。无论传统法学方法还是新型法学方法本身并没有错误,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困境实质上不是经济法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本身,而是形式问题。过分拔高法学方法论,只会助长形式问题。经济法学困境突围关键在于经济法学界学术态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