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变革:模式创新与保障路径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是推进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重要手段。大数据在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的深入应用,可有效驱动培训需求识别更加精准、培训项目设计更具针对性、培训方式选择更加多元化、培训评价反馈更加及时。根据职业教育教师培训过程中的教师数据、课程数据、学习数据和评估数据,构建了基于大数据闭环系统的职业教育教师培训新模式。面向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实践,需要从培育教师培训的大数据文化,树立数据化治理思维;建立全周期管理的大数据平台,实现科学化过程管理;建设赋能教师成长的资源体系,满足多阶段培训需求;构建多元协同的教师培训生态,形成培训治理新格局等,保障大数据驱动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变革的顺利实施。

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将成为未来的常态,这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

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职业教育发展——从江苏实践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坚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全局观,回应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全局性要求,对职业教育改革进行了系统性谋划,体现了深刻的全局观。从江苏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具有以下特点:多功能甚至"全科型"的要求;精准、深入服务的要求;胸怀全局的同时重点解决关键问题。江苏职业教育在服务地方全局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职业教育存在多头管理现象;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有待深化;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不足;中高职教育发展亟待重新定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困境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江苏职教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作用不足;师资仍然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江苏应该在全局观的指引下谋划全省的全局性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基于"一体化"思路重新确定中高职发展重点;创新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实施"职教服务国家战略"专项;开展职教教师教育改革试验。

发挥银龄教师优势 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3年7月,教育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旨在国家层面搭建“老有所为”平台,充分利用退休教师资源优势,推动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和教育强国,并把支持职业教育行动作为五大目标任务之一。这是教育部继颁布《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和《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之后的第三个相关文件,是一次针对教师队伍全面建设的系统优化升级。

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的治理框架及实施路径

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欧盟的重要关注领域。基于对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动因的分析,建构基于主体、内容、方向和工具维度的治理框架,发现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绿色转型包括四条实施路径:发挥政策目标引导作用,推动绿色转型理念传播;深入推进教学形式变革,促进就业市场相协调;切实保障教师能力提升,落实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实践;开拓多元资金供给渠道,保障绿色转型中的包容性与公平性。进一步探析法国、西班牙、丹麦和爱沙尼亚等成员国的案例实践,总结治理的有效手段为:进行技能需求预测,实现多方协同合作,促进国家财政支撑,加强弱势群体教育。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双高计划”:怎么看、如何干

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供给主体,政府希望高等职业院校以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助推实体产业发展、以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开发和交流促进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以服务社会多元化生源为己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基于这些利益诉求而制定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将有利于挖掘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潜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弯道超车;有利于创新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思路,构建产教融合的高端平台;有利于描绘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前景,促进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应避免'短期效应''马太效应''羊群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研究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相适应,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基于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的模型研究,以常州市为例,对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发展结构、从业人员结构、重点产业结构的吻合度现状进行测量分析,提出以项目或课程群的思路做专业增量,做实专业群以调整专业存量,建立职业教育专业布局调整的科学研究体系,建立职业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运行机制,适当增加第一二产业、减少第三产业对应专业数量,结合专业覆盖增加专业大类及具体专业种类等发展建议。

后疫情条件下的职业教育改革:公共政策的视角

中国职业教育具有开门办学的传统,“十八大”以来的职业教育改革是向职业教育办学开放化、社会化的复兴。以此审视疫情对职业教育的影响,需要把职业教育发展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社会治理的总要求下,明确后疫情条件下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与策略,即职业教育需要同时在服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条战线作战,职业教育需要构建促进立体流动的培养培训教学体系,职业教育需要完善布局以适用新的就业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应该全面参与社会治理。

困境与突破: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性治理初探

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难题表现为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嵌入,追求内部稳定性的力量始终在制衡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发挥。突破困境的办法是从结构嵌入走向关系嵌入,按照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和奥斯特罗姆适应性治理理论的要求重构产教关系和治理架构,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适应性治理。

教育学角度的中国职业教育特征(四):教产关系

长时间以来,中国职教人一直苦恼于校企关系的结构不良,一次又一次地推动校企合作,最近又提出了产教融合的目标。每一次的相关努力,都会引发一些质疑:这些我们以前不是都尝试过吗?我们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半工半读,我们曾经做过。刘少奇推行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就是希望学生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在企业劳动。企业办学,我们曾经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每所国营大企业都会举办若干所技工学校、职工大学和子弟中小学。职工在岗培训,我们曾经做过。“青工”的教育与培训曾经是每家企业的重点工作之一。学徒制,我们曾经做过。贾樟柯的访谈录《二十四城》里就记述了大量的或对师傅心存感激、或对学徒生活不以为然的当年学徒工的故事。

教育学角度的中国职业教育特征（一）：政治导向

中国足球曾经学英国、学德国、学巴西,最后一事无成。中国大学从民国起学德国、学日本、学英美,到抗战时大多数在校生都在学习法政,国家急需的理工科人才颇为少见。中国职教从改革开放后学德国、学加拿大、学英国,最终会学成什么样?是时候"反求诸已"了,问一问我们到底有哪些特长。

教育学角度的中国职业教育特征(三):教师主导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教师成为促进者”等理念已经成为教育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些源自西方的教育观点即使在它们的家乡也饱受批评,更不用说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教育传统格格不入了。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中世纪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理想一经提出,就开始迅速影响到教育,儿童不再被认为是“小大人”,而是一个有特殊成长需求与教育需求的群体。

外卖小哥、去技能与职业教育(一)

不想做饭就点外卖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大街上也就到处可见穿着不同颜色制服的“骑手”,他们或骑着电动车在堵成一锅粥的汽车间穿行,或拎着外卖盒小步快跑奔向目的地。提到他们,许多人会对现代科技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而感叹。

回到职业教育的现场——谈一谈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

1980年,江苏省共有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校和职业高中,不含技工学校)242所,平均每所学校服务的常住人口为24.5万,平均每所学校服务的国土面积为433.9平方公里。随后,职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到1997年达到峰值670所,平均每校的服务人口为10.7万,服务面积为156.7平方公里。之后,职业学校数量迅速减少,2016年,职业学校还有216所,校均服务人口为37.0万,服务面积为486.1平方公里。我把职业学校服务的人口数和空间范围称为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从上面列举的数据看,2016年江苏省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大致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服务强度不是服务能力。1980年,全省每10万常住人口中只有140人的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是755人。职业学校的服务能力增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增强并不代表人们更容易获得职业教育服务。如果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过大,即每所职业学校服务的人口过多、服务的半径过大,就说明人们获取职业教育服务的难度加大,成本变高。按照这个想法,目前人们获取职业教育服务的难度大概是20世纪末的三倍。

教育学角度的中国职业教育特征（二）：知识本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十年文革,中国职教界开始敞开大门向西方看,引进了德国双元制和加拿大的职业教育课程。加拿大的能力本位课程把整个教学设计“翻转”过来,不是先研究哪些知识重要,而是先确定能力目标,再把目标分解形成能力要求,最后再针对能力要求配套知识。这对习惯于以知识为起点设计教学的中国人而言冲击是巨大的,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从那以后,能力或能力本位成为热门的职业教育学术语。

外卖小哥、去技能与职业教育(二)

外卖小哥的大量出现是一个风向标,告诉人们去技能化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在劳动力存量中正在发生的事实。相比新增劳动力的技能提升,提升存量劳动力的技能或者至少维持他们的技能水平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这是因为去技能化的风潮来势凶猛。

2+2≠22：让职业教育保守一些

美国人拍了一部教育短片《2+2=22》。片中的小学生把“2+2”算成22,数学老师告诉他应该等于4,小学生暴怒,拂袖而去。很快,学生父母来到学校跟数学老师理论,他们认为老师侮辱了孩子,并出口伤人:威尔斯,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这个智障,我们家的丹尼是一个思想家!其母甚至打了威尔斯老师一个耳光。

从内卷到分布式发展:对职业教育资源相对过密化的思考

内卷是指没有发展的增长,取决于系统的自我锁定、系统内部的路径依赖、资源的大量涌入等因素。依据这些条件考察可知,我国职业教育整体上并未进入内卷状态,但在局部存在相对过密的现象,造成了职业教育同质化、低质量的增长。应该考虑通过分布式发展,推进职业教育资源向产业“末梢神经”渗透,通过产教融合、教城融合打破职业教育内卷路径。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演进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36份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文本的研究

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教师队伍规模的增长与质量的提升,与我国相关职业教育政策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通过NVivo12Plus软件对2010-2020年国家发布的36份职业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疏理出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文本5个一级编码、14个二级编码和38个三级编码。研究发现,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演进逻辑是:界定标准从教师个体向结构化团队转变;建设路径从注重职后培训向构建培养培训体系转变;招聘聘用从注重学历向学历实践并重转变;保障制度从参照执行向独立成类转变;考核评价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参与转变。进一步优化高职教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需要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政策内容、加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政策协同推进、关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政策中的教师个体。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督导评估经验及启示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在理念、主体、机制、指标和法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政府有必要学习发达国家经验,通过树立先进的理念、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完善运行机制、优化指标体系、健全法律法规等途径,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提升职业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