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机关“三二二三用人测评机制”的建立与运用

所谓“三二二三用人测评机制”或称“三二二三测评法”，是指通过量化用人标准及规范操作程序而建立的一套综合性的用人测评制度。这里的“三二二三”也就是考察评价检察干部德能勤绩四要素及不同层面参评人员的具体占分比例。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体主要是对德能勤绩内容的量比，一般用“三二二三分值确定法”予以界定。

检察官应能启动复议、复核程序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复议、复核程序的启动,是由公安机关针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而提出的.这一制度,在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避免彼此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起到了相互制约的作用.

举报初查工作应实行主办检察官制

持否定意见者认为举报初查工作不应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据此不能适用主办检察官制度。笔者认为举报初查工作有法律、法规的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源头，是检察机关的职能之一。高检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六章对举报线索的受理、初查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举报工作之规定》中又规定了举报初查的范围，尤其对交办的案件不只是查查性质归属，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确立与完善

一、主诉检察官的资格、选任和权利、义务 (一)主诉检察官的任职资格.主诉检察官是具有一定资质、经过一定审批程序、依法独立行使一定公诉职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公诉人.他是检察机关的业务骨干和筛选出的精英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方能胜任.主诉检察官的资质除具备一般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外,政治上要求理论功底深,政治意识强,责任心好;业务上要求熟悉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的业务;具有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具备较好的口头表述和文字表达能力;文化上要求具备法律本科以上学历;职务上要求具备检察员资格或表现突出的个别助检员.

浅谈检察官职业意识之养成

依法治国，检察官的素质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给以加强。

附带民事诉讼应能追加在逃共犯——保障被害人权益策略之一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单位、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权益,但这种保护实际上侧重的是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保护.

浅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几个问题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认定罪与非罪，罪行轻重的关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不少疑难问题。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一下此方面的几个问题。

浅谈公诉文书改革及《公诉案件审查意见书》的制作

按照现行的司法文书制度，公诉阶段公诉人应分别制作阅卷笔录、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不诉书)、公诉意见书及答辩提纲、出庭预案等。这几种法律文书对圆满完成公诉任务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刑诉法的修改、庭审制度的改革，作为一种普遍的文书制度有的已没有必要，有的可以合并。

宽严相济 教罚结合——预防失足青年再犯罪

本文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贯彻宽严相济,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失足青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加强法制教育,用轻缓的刑罚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

此案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 一九九九年五月,甲向乙借款三千元,约定六个月归还,不计利息.在借条上注明还款时间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乙称:自二000年一月起见甲无还款意识,遂在之后的二年内多次口头索要借款,未果(未能证实).二00二年十二月某日,乙进入甲家索要欠款3000元,甲拒还,乙动手打甲,在双方纠扭过程中,甲被推倒在地致右肘关节脱臼,后乙拿甲家的菜刀,在甲面前晃了几下,并说一定要收回这3000元,否则有你好看.甲无奈即归还了3000元.

庭审中公诉人“反对权”的正确使用

“反对权”,是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公诉案件过程中,控辩双方针对犯罪事实、证据、定性等各方面进行讯(询)问、质证及发表意见时,认为对方出现不当诉讼行为,将会产生不利或妨碍自己诉讼主张时,要求或提醒审判长给予制止或否决的一种权利。庭审实践中,如果公诉人对“反对权”使用正确、恰当,对于准确指控犯罪,掌握庭审主动权,控制庭审局面,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庭审效果,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查处司法人员徇私舞弊类犯罪中的难点及对策

司法人员徇私舞弊类犯罪在渎职犯罪中占有较大比例。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目前办理此类案件普遍遇到以下几个难点: 一、无法隐蔽查案意图。办理司法人员徇私舞弊类犯罪,必然涉及与之相对应、相联系,且能证明渎职罪本案的其它案件事实,亦即渎侦部门所称的原案。由于《刑诉法》修改后,取消了原《刑诉法》

非法捕捞犯罪的治理路径

近年来,由于违法成本低、执法难度大等原因,海上非法捕捞现象屡禁不止,对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何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治理,笔者提出一些应对之策。一、健全法律规范,实现精准打击一是在刑法层面,刑法在积极参与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同时应坚持谨慎态度。

论本土刑事和解的构筑及检察职能的正确运用

本文通过对传统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提出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刑事和解制度,并重点对检察职能如何在本土刑事和解中正确运用进行了阐述,希冀能引起实践的重视。

浅议“检察引导侦查”机制之完善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产生于司法实务,其创设以来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认可并被广泛推行,司法实践也证明了该项机制的运行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负面效应。对此我们应当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积极作用,也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通过剖析机制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衡量利弊得失,提出完善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一些粗浅看法。

完善“检察引导侦查”机制之初探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产生于司法实务,其创设以来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认可并被广泛推行,司法实践证明该项机制的运行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该机制目前正在试行过程中,一些负面效应在所难免。对此我们应当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积极作用,也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通过剖析机制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衡量利弊得失,提出完善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一些粗浅看法。

浅议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继"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之后的又一体现人民性的司法创新,对于加强人民检察院的外部监督,实现司法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一项新的诉讼机制,人民监督员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相关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笔者通过实践总结存在问题,分析产生原因,提出一些具体对策,求教于同仁。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向度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所有刑事案件均可适用,不受具体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制,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亦作出类似规定。故而,重罪案件并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禁区”。但是,重罪案件在案件事实复杂程度、危害后果、社会影响、证据体系、控辩协商、律师参与和量刑建议等诸多方面存在特殊性,司法实践中,存在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比例较低、罪名范围狭窄、控辩双方适用该制度动力均不足等问题,亟待全面细致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探寻破解问题的方法和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