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制度研究

如何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司法权摆脱行政权的干预,以实现司法权独立与司法公正,而且涉及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以实现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以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为突破口,构建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功能秩序,对全面依法治国意义重大,这就需要强化一种"检察建议、行政公益诉讼"的二元监督模式,以预防与减少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而重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实现检察委员会与主任检察官之间的职能划分,并合理定位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是检察制度改革必须要回应的时代主题。

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方式、风险与规避——以公共政策司法为例

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将公共政策纳入裁判活动之中。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多元化的面相以及内含知识结构的开放性,公共政策司法不仅有助于拓展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范围,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共治理的能力。但公共政策同时也隐含风险,为此就会削弱甚至干扰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效果。因而要确保以公共政策司法的方式参与公共治理目标以及效果的实现,就必须要对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方式与类型进行归纳,以此为依据,客观展示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公共政策司法风险的评估体系与规避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与效果。

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

最高人民法院希望通过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来形成一个成文法体制下的判例市场,但从近十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判例资源进入裁判活动的频次依然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高级法院在处分判例资源上表现得极不稳定,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虽然表现得较为稳定但频率又确实过低。此外,在裁判文书说理上,法官缺乏对指导性案例的偏差性理解的正式回应。要提高判例资源的司法适用,就必须要在破解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优化案例资源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法院系统内建立以指导性案例生产和适用为中心的司法声誉氛围,并在法院系统外寻找到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大众运用指导性案例积极性的制度机制。唯有此,才能够真正发挥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功能,推进判例司法适用的同时推动当下中国司法的发展。

通过司法化解纠纷的政治意涵

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日益多发以及法院系统内日趋尖锐的"案多人少"矛盾,当下中国司法不仅将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这一整体目标导向予以强化,也更加突出"结果"在评价纠纷化解活动时的权重和地位。由此反向塑造法院的纠纷化解实践,所带来的不仅是纠纷解决过程中"规则退隐"现象的加剧,也削弱了司法裁判输出价值认同和意义资源的能力,还导致各个法院司法职能发挥的不均衡、不充分。很显然,这既不利于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与权威的提升,也不利于通过司法建构美好生活的能力践行。实际上,要在理解当下中国法院整体功能要素的基础上,意识到转型中国的司法不仅要有效地处理纠纷,恢复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也要通过纠纷的处理来达成多元价值和利益的基础性共识,进而整合起秩序重建所需的基础性社会资源;更要开启有关美好生活的公共讨论,并努力以司法的日常实践来塑造有德性的公民以及更有尊严的生活。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区域治理功能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各种类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义与社会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仅有助于在规范区域内司法的同时化解区域内的社会矛盾纠纷,也有助于在破解司法地方主义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它既有助于通过司法机制消解区域内的法治冲突,也有助于运用司法对社会资源和公共利益进行再分配,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强化司法作为一种公共事项处理平台的价值,在实现司法对于区域社会的断裂整合与分歧统一的同时完成司法的区域治理功能。应当说,这种司法治理模式的存在,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不仅有助于治理的法治化,也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法官责任制度的司法化改造

中国的法官责任制改革,尽管在制度的设计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也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司法规律的内容。这种"司法化"不足的改革局面,不仅会制约改革举措的实施效果,也会影响改革方案的后续推出,还会使得制度改革的意义被冲击甚至被抵消。要确保法官责任制改革积极效果的发挥,就必须要正视当下中国法院的制度角色和制度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始终坚持以司法化的标准和方式来解决法官责任的制度配置问题,通过法官责任的司法化认定以及问责机制的司法化改造,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引入竞争性因素和激励性机制来调整以往司法责任管理过度依赖惩罚性资源的模式,才能将法官责任从司法责任的整体性裹挟中适度剥离出来,建立起既符合当下中国司法国情又能够确保司法权有序运转的法官责任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运行机制——以审判权的内部运行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将司法改革各项举措更加有效贯彻的同时,确保司法的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进而提升审判权的运行效果。对于巡回法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也要有所预判,要努力通过人力规划与制度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来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通过对巡回法庭职能的合理定位来平衡现有制度机制在运行中所存在的矛盾性结构与力量,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

司法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从司法的供需结构切入

近年来,司法供需矛盾即人民法院的司法供给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司法领域资源/利益配置不均衡是导致司法供需矛盾尖锐化的重要原因。实现司法供需平衡,必须均衡司法领域的资源/利益配置,为此,应当通过推进司法供给侧改革,加强司法需求侧管理,增强司法供给,规范司法需求。

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改革的制度资源与模式选择

当下审判权运行内在制度会导致案件裁判过程与结果的不确定性,致使审判运行无序、失范,造成审判运行中行政化因素的凸显和基本秩序的缺失;要重塑审判权运行的内在制度,必须处理好制度逻辑的复杂性,掌握并充分利用制度改革的空间与资源,在确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以庭审为中心来塑造司法裁判的运行模式,强化审判组织的主体地位和审理功能,注重审判的亲历性以及审判过程的公开化和制度化。惟有此,才能不断夯实法官的司法自信力,进而逐步确立司法的公信力。

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刑法体系创新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矛盾会引发新的经济犯罪浪潮,迫切需要经济刑法体系创新。其中,经济刑法内在体系创新需要正视机能主义刑法的法治风险,重视合宪主义刑法观,从而使经济刑法在机能与合宪之间走向理性。而经济刑法外在体系创新不仅需要为政府与市场的法治化开辟刑法通道,需要重视二元化犯罪模式在解决刑法、行政法冲突中的规范价值,而且也需要把比例原则作为犯罪设定的标准,对经济违法行为之刑罚化进行严格的合宪性控制。

审委会改革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和程序建构——从“四五改革纲要”切入

作为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个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的制度改革一直是历次中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尽管近些年来围绕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所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改革同时也遭遇到了制度逻辑依旧不明晰、制度空间日渐狭窄、制度资源逐渐稀少、制度效果不乐观等现实困境。而要突破当前的这种改革瓶颈,就必须要重新界定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角色与制度功能,切实将审判委员会的主要功能限定在总结审判经验等宏观指导方面,将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下放到合议庭,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交由审判专业委员会或者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庭审理。惟有如此,才能切实理顺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真正确保审判权独立、公正地行使。

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类型化方案

"差异化"既是各级各地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所整体呈现出的现实状态这虽然反映出不同的法院对于审判委员会制度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这并非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各个法院内部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法院审判权内部运行秩序混乱,才是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践所展示的最大风险。审判委员会制度运行的问题并不是每个法院之间存在差异,而在于一个法院内存有明显的差异。要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功能,就必须要忽视这种整体上的差异性,转而通过建构类型性的、差异化制度和机制来消除审判权运行的不确定性,通过"差异差异化"的方式来使得制度运行得以规范化。